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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里的倔强反抗

作者:靖 辉




   《秋夜》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第一篇作品,它以冷峻的笔触为我们营构了一个诡异莫测,似乎难以把握的氛围和意境。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它也同时吸引着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光。
   有人认为,“《秋夜》作为首篇,承担了‘序’的功能……《秋夜》所营构的精神氛围和美学氛围,亦弥散于整个《野草》之中”①;有人将《秋夜》当做“一首含蓄委婉的爱情诗”,认为“《野草》是一组含蓄委婉、难于直言的爱情交响曲,《秋夜》拉开了与许广平爱情的序幕,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尽管充满矛盾,也有淡淡的喜悦”②;也有人认为,“《秋夜》是鲁迅在历史反思中,从生命存在的意义出发对个性主义的张扬”③。
   从整个《野草》的创作意图看,我更倾向于将《野草》视为鲁迅“为自己”的一种写作,它是鲁迅在灵魂的极度苦闷中所进行的一次系列的自我审视。《秋夜》作为散文诗集的开篇之作,这种自我审视的意味更浓。既然如此《秋夜》就无法回避“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所生存的现实是怎样一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
   《野草》写作的时间是1924年9月至1927年4月。我们知道这一时期,鲁迅正经历着灵魂的苦涩孤寂的煎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苦涩的灵魂与快乐的心情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走向:苦涩的灵魂使个体生命更加趋向内心世界,更加倾向于在孤独的自我审视中寻求对自我、对世界的答案;快乐的心情催促着个体生命走向外部世界,它催动着个体生命萌生出与外部世界共享欢愉的冲动。有意思的是,走向内心世界的体验总是伴随着内敛、厚重甚至晦涩;而走向外部世界的宣泄难免透着些许张扬、轻松和晓白。《野草》正是鲁迅这样一种向自我、向内心世界的探询,其文字的晦涩,氛围的诡异以及文本意旨的矛盾复杂就在所难免。
   文本的开头是这样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有人曾怀疑这句话有重复啰嗦之嫌。这种怀疑不无道理,如果仅仅孤立地分析这句话,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啰嗦的重复句!评论者没有理由因为它出自大文豪鲁迅之手就赞美有加。
   其实,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类似这样的“语病”也出现过。《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如果孤立地看这个句子,既然出现了“果然”和“确凿”这样的明确词,“似乎”这种模糊词就不应当出现,正常情况下,它们是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中的,否则就是病句。但是,将这个句子具体置于阿Q身上,就具有了特别的意味:“果然”和“确凿”是客观存在,“似乎”却是阿Q的一种主观感受,它们的同时出现创造性地强化了阿Q的麻木性的一面。这是文学艺术对语言的一种挑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对文本叙述形式的挑战和突破。就《秋夜》而言,衡量这句话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单纯孤立地就这句话本身进行分析判断,而应当将其与整个文本融为一体进行感悟和分析。判断这个句子在整个文本中运用的好坏和高低,关键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枣树”象征指代的是什么?二是在整个文本阅读中,这个句子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艺术感觉?我认为,鲁迅是在借“枣树”给自己画像,它所回答的问题是:“我是怎样一个人?”细细感悟整个作品,这个句子强化了我们的一种阅读感觉,——“枣树”成为一种孤傲冷峭、执拗倔强地反叛黑暗的品格的象征。那么,这句看似简单的重复句不经意间也就强化了我们对枣树的这种“执拗倔强”的艺术感觉。
   那么,“我所生存的现实又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鲁迅这样写道:“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目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这夜的天空”显然是对黑暗冷酷的现实和虚伪狡诈的历史文化的一种暗示,它们是高深莫测的,是缺乏人性的,是虚假伪善的,更是冷酷而又狡诈的,它们冷漠而得意地将苦难与不幸带给了这个世界,带给了它们任意施虐的“野花草上”……
   这些野花草被这个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王国赐予了“草民”的称谓,它们被蔑视,低贱得没有自己的名字。它们的生命细小孱弱仍不失生存的韧性,虽然被这冷酷的世界“冻得红惨惨地”,折磨得“瑟缩”发抖,但是,这个世界却用“春天的美丽谎言”令它们拥着一个“梦”,拥着一份“希望”,期盼着那“‘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见舒婷的诗《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枣树”与那些“野花草”是有所不同的:枣树不仅知道野花草的梦,知道他们的希望,也知道野花草的悲苦凄冷的现实处境,更知道野花草希望的无望,与野花草所不同的是枣树没有那样的梦,没有那样的希望,它只关注眼下冷酷的现实,对明天并不抱有任何奢望,它坦然地接受冬天所“赠予”它的一切——“简直落尽了叶子”,但是,它却要用自己执拗的冷眼将这个世界看出个究竟。那“铁似”的枝干,直刺布满谎言和欺骗的夜空,直刺那总爱用“圆满”说谎的月亮;天空不安了,闪闪地鬼(目夹)眼;圆满的月亮也不安了,它窘得发白。天空竭力将自己伪装得“越加非常之蓝”企图将谎言说得更圆,但是,它的虚伪毕竟无法面对枣树执拗的“直刺”,它想离开人间,躲避枣树的“直刺”,说谎的月亮也在悄悄地躲避。而枣树则依然不依不饶,不顾一切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如果将枣树理解为这样一个执拗地怀疑和反叛的形象,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在文本的开头使用“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一个句子。
  评论界对“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这一句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将夜游的恶鸟看做为与秋夜同一势力的不祥的声音的象征;有的把它看做鲁迅所喜爱的猫头鹰,是对“黑暗王国”唱出不祥声音的代表。应当说,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文本上也似乎都能说得通,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内心是非常阴郁晦暗的,这阴郁晦暗的心情不仅来自周围外部世界那浓重的“黑暗王国”,也有来自他自身的孤独与苦闷,虚无与绝望。《秋夜》写到此处,有三种意向在我们的面前愈加清晰:一是黑暗世界的虚伪狡诈和深不可测;一是面对这黑暗世界枣树的执拗怀疑和与众不同的清醒;还有挣扎于苦难中而依然做着“好梦”的野花草。这三种意向都是在一种十分寂静的叙述氛围中凸现出来的,这黑暗中的寂静太沉重,从叙事者的创作心理分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有发出“恶声”的必要。这于黑暗和孤寂中发出的“恶声”不一定能够打破黑暗,不一定能够惊醒野花草们的“好梦”,不一定能够驱逐鲁迅自己内心深处的“毒气”和“鬼气”,他明知这一切,他就是要“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向这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发出这样的“恶声”是有道理的,否则,这“无声的中国”岂不更加死寂而可悲!
   值得特别确认的是不同声音的不同指代:“恶鸟”的声音所代表的是与黑暗王国捣乱的声音;而夜半“吃吃的笑声”以及“应和的笑声”其实代表的是黑暗王国及其势力;“我嘴里的”声音又是我的一种对黑暗王国及其势力的蔑视,尽管这声音是从夜半的声音分化演进出来的,但是这两种声音有着完全不同的指代。
   这“夜半”的吃吃的笑声以及“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的笑声提醒我们,它们所代表的“黑暗王国”及其势力是不可低估的,它们有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因袭和极为广阔的现实社会基础,其声音意味深长地透着虚伪和诡诈;“我即刻听出”的“在我嘴里”的笑声是对“黑暗王国”及其势力的一种蔑视与反抗。鲁迅更清醒地意识到这“黑暗王国”及其势力的顽固和诡诈以及与它们抗争的艰巨性,他必须理清自己的思绪。
   于是,他回到屋里,在灯光下做进一步的思索。
   浓重的黑暗,并不能全部扼杀那向往光明的不屈的灵魂,那“许多小飞虫”就是为着光明飞舞窜动的精灵。是啊,反叛黑暗、追求光明是需要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牺牲!鲁迅是不愿自己,更不愿别个向往光明的反叛者做无谓的牺牲的。但是,无论怎样,在鲁迅的心灵世界中对“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都怀揣着一份深深的敬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经过对“苍翠精致的英雄”反抗黑暗的结果的观察和思考:“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鲁迅内心深处的矛盾和苦涩是多层次的,在极度的苦闷中他有时希望摆脱身上的“鬼气”,得到灵魂的些许安慰,而更多的时候他又拒绝那种安慰,因为任何安慰可能对他的反叛黑暗都是一种羁绊(这层意味在他的散文诗剧《过客》中有过流露,拙文《灵魂的自省——从文本的象征意义析〈过客〉》对此有过分析④);不仅如此,“……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秋夜》中的这“夜半的笑声”是极有深意的,它起码具有两种意味,一是“夜半”的诡秘狡诈和自鸣得意;一是鲁迅对反叛黑暗的艰巨的一种清醒和自觉。黑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又是如此浓重。对此认识不清,就容易因单纯幼稚而无法与黑暗作决绝的抗争;同时对此越是认识清楚,也就越容易被这浓重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无和绝望的“鬼气”就会一不留神地溜了出来。所以,他要“赶紧砍断我的心绪”将注意力转向“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的小青虫。
   在这《秋夜》下,面对黑暗的王国,鲁迅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个执拗于怀疑和反叛的形象,但他的心灵依然是那么苦涩和忧郁!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靖辉,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
  ① 汪卫东:《〈秋夜〉:〈野草〉的“序”》,《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余放成:《〈秋夜〉:一首含蓄委婉的爱情诗》,《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王雨海:《个性主义的张扬———鲁迅〈秋夜〉新解》,《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④ 靖 辉:《灵魂的自省——从文本的象征意义析〈过客〉》,《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