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无根的悲剧
作者：李学良
摘 要：关于“围城”的象征意义有着不同的说法，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围城》文本的分析认为，“围城”意象主要表现了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无根的悲哀。
自钱钟书的《围城》出世以来，“围城”在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心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这也是《围城》的成功。而关于“围城”意象的象征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的对《围城》文本的解读也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把《围城》看成单纯的讽刺文学，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与《围城》同时代的讽刺文学如《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确实是纯粹的讽刺文学，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围城》当然也有高超的讽刺技巧，但这种技巧却是来自钱钟书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身处境的思考、自嘲。说到底，《围城》是一部知识分子自嘲的悲剧，其所表现的，是当时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围城体验，在文化上的无根感，这也是“围城”意象的真谛。
我们知道《围城》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头戴光环的高级知识分子。方鸿渐是留洋学生，有着比较渊博的知识与眼界；苏文纨拥有国外诗歌博士学位；唐晓芙、孙柔嘉也受过高等教育；赵辛楣是高级知识分子；张吉民中西贯通，一口流利的英文……在教育相对不发达的时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可谓是国之栋梁，头上有着太多耀眼的光环。而《围城》却毫不留情面地表现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悲哀和他们缺乏精神家园四处漂泊的孤独与无望。
先看主人公方鸿渐，就是这样彻头彻尾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从未真正拥有过精神家园：在婚姻爱情上，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时就由家长做主订了婚，这婚姻他漠不关心；读大学时，可能受了自由思想与爱情至上观念的影响，方鸿渐也做了一点抗争，但是这种抗争给父亲的一句“吾将停止寄款”一下子给灭掉，可见爱情这个城堡在方鸿渐那里也只是瓶中的插花，艳丽却无根，爱情并不能给方鸿渐提供精神家园；此后方鸿渐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爱情：“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也正是这种对爱情的不认真，使他与有夫之妇鲍小姐勾搭，被鲍小姐抛弃时也只是尴尬而没有丝毫丧失真情的痛苦；苏文纨追求方鸿渐，方鸿渐与她接近却因为要报复赵辛楣，爱情对他来说根本不太重要；当自己可能真正爱着的唐晓芙出现时，也正是由于方鸿渐并不真挚的爱情观导致了这段爱情的破裂；方鸿渐轻易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孙柔嘉，还是因为方鸿渐对爱情可有可无的态度。方鸿渐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而罪魁祸首，就是爱情并不能成为他的精神家园。同样，方鸿渐的学业，工作，亲情，都没有为方鸿渐提供精神家园，看到了这一点，《围城》意象的真实含义就呼之欲出了。
方鸿渐周围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赵辛楣追求苏文纨不成，与方鸿渐明争暗斗，在三闾大学却又与汪太太勾搭，说到底也是对爱情作为精神家园的没有信心。苏文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爱情上以别人为自己吃醋为乐趣，出身诗歌专业的她做的诗却很差劲；她与令人厌恶的曹元朗结婚，后来又变得惟利是图，丢失了高级知识分子仅存的那份面具，原来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充满铜臭气息，有着世俗心灵的普通人。唐晓芙为赌气丢失了爱情，孙柔嘉找丈夫却又不真正为爱情……作为精英阶层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他们普遍地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
而这种没有真正的精神家园的体验，就是“围城”意象的本质所在。文中这样写：“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其实说的正是没有真正精神家园的心灵状态。一方面，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有向往，所以他们会羡慕会追求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就对这些目标能够成为精神家园表示怀疑，正如方鸿渐憧憬爱情，却又把爱情描述为生殖冲动一样，内心里，他们何曾确信真正找到了精神家园？
那么这种“围城”困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最合理的角度之一应该是文化的角度，所以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上世纪40年代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涉及到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四以后的西化潮，西方文化似乎已经在中国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无处不在，但事实是，先进的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却丧失了其革命性与进步性，丧失了作为精神家园的资格：且看洋绅士张吉民，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却只是成为一个以说话英中文夹杂而自我炫耀的上层人，并自以为找到了精神家园。这在方鸿渐等人看来自然是不入流的，问题是五十步笑百步，方鸿渐们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教育同样也没能给他们提供精神家园。早期接受现代教育的方鸿渐接触了爱情至上的西方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竟仅为一句“吾将停止寄款”就被抛到九霄云外，这与五四时期青年对自由爱情的决绝追求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作为一门进步学科被引进中国，却被方鸿渐借用来论述爱情“压根就是生殖冲动”，这无疑是对西方先进科学的侮辱与误读，西方科学传到中国来，没有被去粗取精，相反是去精取粗了；在去海外求学上，晚清与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多抱着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目的，而到了方鸿渐的时代，留学却只是准岳父一时心血来潮与自己想出去玩玩的结果，所以方鸿渐“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也在意料之中……这就是接受了西方文明熏染的方鸿渐，却与西方文明的那种进步性与革命性几乎格格不入的原因。可以说，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在高级知识分子那里，已经变味了，丧失了如五四时期那样的可以作为精神家园的资格。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又如何呢？且看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汪处厚，他“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文人掌握传统文化竟是为了做悼亡诗表现自己，竟因此而“最喜欢有人死”，传统文化有优秀传统，但在汪处厚之流的文人那里已经彻底被糟蹋了……方鸿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从小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个基础却被用来写悼亡诗、写退婚信，正如鲁迅所感慨的：同样是作为伟大发明的罗盘，西方拿来航海，在中国却成为看风水的工具。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许是好的，但这时在高级知识分子那里，也不过沦为装点门面的工具，传统文化并不能给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精神家园。
这就是方鸿渐这类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的精髓已失，传统文化也被扭曲，这些高层次的文化人却缺乏有生命力的文化之根，他们受的文化熏陶反不能给自己提供真正的精神家园，他们共同处于无根的文化困境中。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无根，使他们对精神领域的追求普遍有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也就是“围城”的态度：不曾拥有时或许想拥有，能够拥有时却又丧失拥有的热情。他们的精神生活就像瓶中插花，在外人看来或许艳丽，事实却无根，在精神上他们已经难以找到某种信仰与事业值得为其献身，所以在迷茫中左冲右突，对于一切只能是浅尝辄止，这就是“围城”体验、“围城”困境。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钱钟书深谙这种困境，他“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因为他自己也身处其中，“围城”体验是钱钟书、方鸿渐那样的高级文化人在当时共同的困境，所以他被称为“反浪漫主义作家”①，不是他们不想浪漫，而是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的领地，而这种困境又源自他们在文化上的无根，《围城》是一部文化人的悲剧，一部文化的悲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学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① 张泉编：《美国学者论钱钟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