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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破败叙事

作者:陈国和




  关键词:乡村小说 破败 叙事
   摘 要: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主要关注乡村破败的现象:自然以及伦理的。这种破败叙事蕴涵着作者复杂的积极介入当下的底层关怀意识。
   新世纪以来,陈应松关注乡村生活的作品在“底层写作”的旗帜下放射出格外夺目的光芒,引起当代文坛的注意。不过,与以前乡村书写不同的是,陈应松为我们呈现了乡村日益破坏的严峻形势,以乡村的毁灭来书写乡村日益破败的严峻现实,表现出更为强烈而自觉的生态意识。
  
  一、乡村自然生态的破败
  
   人与自然可以说是乡村小说的一个母题。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抒情性乡村小说开创了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河,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沈从文的《长河》等。与鲁迅一派相比,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同属于京派的师陀、萧乾以及汪曾祺都不同程度上承继了源于周作人,成于废名、沈从文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实际上是这些乡村作家“精神返乡的过程”,对精神家园及其象征的理想归宿的追寻和向往,“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是根植于人类的恋母情结,由此生发而出的乡情、乡思、乡愁特别能营造出栖居灵魂的美丽故乡——精神家园来”。这是作者情感记忆和理想追求中和谐的乡村世界与精神乐园。
   而新时期许多乡村小说作家继续发扬这一小说创作传统。往往将自然作为人类歌颂的对象,作为人类家园和情感的寄托,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张炜的《九月寓言》。近年来出现了进一步从生态学角度关注人与自然的乡村小说——生态小说:“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小说。”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生态乡村小说是乡村小说在199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这种乡村小说所凝聚的人类的精神痛苦和蕴涵的精神价值资源是以前的乡村小说所没有的。这里的乡村自然生态已不是以前那种将它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小说所能概括。而因《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首届环境文学奖的陈应松就在这类小说创作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部分1980年代的乡村小说作家不同,陈应松在乡村自然生态的审视上更多地注重破败的一面,在人类与自然方面他看到的是相互冲突的地方。
   自然生态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环境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开发。而对于这种行为的批判是陈应松重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无休止的开山修路,“山的身子炸松散了,神也散了”。路修通了却没有给当地乡村带来预见的好处,“参天大树都砍光了”,神农山区变矮变瘦了。《独摇草》中电线拉进村,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村民的照明,而是开发度假村。这些“形象工程”项目大量使用农民的土地。度假村被愤怒的村民一把火烧后,“昔日的梯田今日的废墟上已无法再播种了”。商人和官员可以一走了之,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却不得不由当地的农民来承担。更多则是如《望粮山》中追逐暴利的山外商人和穷红了眼的山民里应外合,无节制地砍伐山区的林木。被泥石流洗劫过的村庄:“站立不住的,面相光鲜的‘壮汉子们’一个个倒下去了,剩下的是些老弱病残的无用的落木和虫眼的树”,这就是乡村经历自然灾难后的惨状。山林一方面不得不受凌洪的蹂躏,另一方面却又遭受人类的毒手。两者组成一个恶性的生态循环。人与自然矛盾和对立的书写成为陈应松的一种疼痛。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出情不自禁的赞叹。如在《云彩掠过悬崖》中护林员宝良一年四季呆在神农顶的观察塔里。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就是磨豆腐,以及偶尔向山下通报火情。更多的时候靠自言自语来消磨时间。他失去了妻儿。生命的苦难使他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然而,他最终战胜孤独与群山为伴。对群山、树木、草甸、鸟和野兽,以及无边无际的云海表现出亲人般的情感,他因为孤独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小说中有关神农架云彩的铺张叙事,让人们在感受神农架美丽的同时涤除玄览,澄怀味象,在人与自然的谐振中感受自然的伟大。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陈应松乡村小说关注的主要话题,这是他生态乡村小说重要组成之一。如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中,陈应松从豹子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族类在人类的打击下逐渐走向灭亡,而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日益艰窘的故事。作者通过豹子的自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满目疮痍的神农架山区画面:过度的砍伐、围垦破坏了林区的生态环境,动物不能在山区从容地生存,每天不得不面对猎人无休止的捕杀命运,并最终走向灭绝。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倒是山民的处境日益艰窘,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人类由此而显现出的贪婪、残忍、无情和狡猾使人不得不陷入沉思。同样,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也表现了类似主题。
   由此可见,陈应松在生态乡村小说中表现出浓郁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主要表现为:首先,质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人类在环境中的中心地位表示怀疑。人类对山林的过度砍伐以及由此引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最终不得不由人类自身来承担后果。如《吼秋》中泥石流最终埋没了整个村庄,人们不得不外出逃荒。其次,对现代化进程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激烈的批判。随着道路往山区延伸,山村的树木日益减少,参天大树都砍光了,山也好像渐渐地变矮了。同时这种现代化进程造成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望粮山》中的乡村就是一个“五月还不化冰”的“邪乎”的村庄,是一个“寒冷、荒凉、不近情理的地方”。气候的反常就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动物物种日益灭绝,植物植被逐渐减少等等这些都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并不是所有世界的动植物都愿意和人类一起分享欢乐的,它分享了你的欢乐,就意味着被掠杀、被掐断、被蹂躏。”而这些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欲望极度膨胀的结果。
   对人类欲望的批判成为陈应松生态乡村小说批判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使他与同时代的“欲望写作”区别开来。也许,在陈应松看来只有勇敢地承担起人类的生活责任和使命,追求尽可能简单化的物质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类才能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海德格尔也说过:“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为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为本源的真理的召唤”,也就是说:“今天,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跟他自己亦即不能跟他的本质相遇了。”危险的现实不仅仅危害着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更主要的是它使人无法真实而准确地认识自己,“无法体会到更为本源的真理的召唤”。对于这种情况,陈应松积极介入当下乡村生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生活直接发言。“强调个人经验的介入,在当前的写作尤为重要,对现实主义,我们遵循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形式。高尔基说的现实主义正是它的精神,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生活。”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的乡村书写不同于一般三农小说苦难浮泛的展示,而是在乡村生存之痛中有着自己深沉而独到的生命之思。
   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反过来会强化人对人的征服与控制。如阿斯塔菲耶夫指出,在戕害自然的同时,“人的心理在变化,不知不觉地在变化”:“人人都中了蛊毒,大伙儿都病入骨髓。为一枝猎枪,为一条小船,为一点弹药和食物,都可以拼命!”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人性之恶病态地生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类的欲望,而这种欲望若没得到合理的控制自然会导致传统乡村伦理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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