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阎连科小说中的恶魔性
作者：董 颖
摘 要：阎连科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恶魔性现象，本文试图立足于阎连科的小说，放眼历史、现实和现代文学艺术领域，挖掘其小说恶魔性因素大量涌现的原因和意义。
恶魔性，是在环境的诱逼下，从人性深处产生的一种异常强大的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本能力量，该力量能够将个人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表现出来的过度的破坏欲和攻击性使其具有超常态的毁灭倾向（包括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恶魔性，源自原始欲望，具有强大的非理性力量，但是由于缺乏理性的必要控制，又往往过犹不及，导致毁灭性结果。因此，一般地认为恶魔性其实就是人性阴暗面的统称，它作为人性，自然具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但是它的原始本能和非理性往往导致毁灭性的结果。以人为核心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人的恶魔性，以引起人们对恶魔性的思索和警惕。阎连科就是善写恶魔性的作家之一。
阎连科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位作家，也是中国当代一位具有自觉的恶魔性意识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以触目惊心的情节和细节，夸张而真实地突出了恶魔性产生的固有渊源和复杂的历史、现实背景，从而给人以深刻而久远的思索余韵。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恶魔性可分为三类：恶魔性物欲、恶魔性性欲、恶魔性权欲。
物欲是一切生命的最基本的原始欲望，当物质的欲望过于强大，以至于开始作恶于社会的时候，那么这种过分的物欲就成了一种恶魔性。
阎连科1996年发表的《黄金洞》是一个展示恶魔性物欲和性欲的大舞台。为了黄金和女人，亲情变得如此淡漠，以至于相互猜忌、暗算和阴谋残杀。为了独吞金矿，桃要砸死老大；为了独霸黄金和桃，老大几乎杀了他爹；为寻金矿，老大和桃百般殷勤，老大竟“大度”地将桃让给爹享用。却谁知爹帮老大和桃寻找金矿是为了置其于死地，果然老大被埋在了金矿里。而村里人只忙着去抢金子，毫不顾老大性命。直到桃说，谁救了老大金矿就归谁，才有人出手相救。文中桃这个人物很特殊，她为了黄金，可以和爹睡，也可以和老大睡，又不惜去以身引诱二憨这个傻子。恶魔性物欲毁掉了亲情，犹如无底黑洞，无情的吞噬着人正常的理性和情感，酿成了残酷的人伦悲剧。无限膨胀的物欲，必然置人于万劫不复之地。
其《受活》也把人的物欲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圆全人，忘恩负义，疯狂地抢残疾人赖以生存的粮食和耕牛，以至于害死了很多残疾人。他将受活庄的人关起来，不给吃喝，却在外面叫卖，一碗水竟然涨到五百块钱，一个馍要到一千二百元。作者如此张扬的描述，让人对恶魔性切齿痛恨，从而启迪人们对其深刻思索。
性欲是有性繁殖型生物的基本原始欲望，也是最强有力的欲望。当压抑的性欲喷薄而出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时，性欲便成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恶魔性。
2001年发表的《坚硬如水》中，极具恶魔性的性欲与权欲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双重唱，可谓是如痴如狂，主人公真如着魔一般，变得疯狂和畸形。主人公在坟墓、在地道里做爱，在革命的乐曲声中做爱，疯狂而热烈。高爱军和夏红梅的奸情暴露后，高爱军残忍地杀害了程庆东。他们抓住了程天民，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在他面前疯狂地媾和，还用程天民最心爱的书铺床，直至把程天民活活气死。于是他们内心觉得无限舒畅和愉悦。虽然在特殊的现实背景下，他们的爱情和性欲洋溢着高扬的生命力，但是其恶魔性性欲表现得确令人发指，发人深省。
按理来说，权欲并不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始欲望，可是，权欲又往往是最重要的原型欲望，其锋芒常常可以与物欲和性欲相提并论，阎连科的小说就最能体现这一点。
在《坚硬如水》中，高爱军为了能够入伍，然后回来当个村干部，而毅然娶了又丑又蠢的村长程天青的女儿。可是当高爱军退伍回来后，他岳父并没有兑现他当初的承诺。在公然要求程天青让出村长宝座不成之后，于是政变堂而皇之地进行。老婆气得上吊自杀还落了个现行反革命，老丈人也被气疯了，而他革命也成功了。但是高爱军的欲望并不仅仅是当个村长，他要当镇长、县长、专员、省长乃至革命领袖，他要成为全国人敬仰的精神偶像。而他的第一个崇拜者就是他的恋人及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夏红梅同志。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了：
夏:你把那土粒给我弄掉。
高:你是叫镇长去把那土粒弄掉吗?
夏:高县长，你把我奶上的土粒弄掉吧。
高:天呀，你能动用县长了?
夏:高专员，你用舌头把那土粒舔掉吧。
夏:高省长，用你的舌尖尖把我奶头儿上的土粒舔掉吧。
高:你唤我革命家。
夏:天才的革命家，你是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的灿烂之星，你舌尖上的泉水滋润着干渴的人民和大地，请用你的泉水把我乳头上的那粒黄土冲掉吧。①
正是在这样具有恶魔性的权欲和性欲的支配下，这对“革命”情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清除一切挡在他们前面的人。于是他们不但残忍地杀害了程庆东，而且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将为老百姓办好事的王镇长拉下马，使之锒铛入狱。
《受活》中塑造了柳县长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他渴望众人给他磕头感恩，想像全县人民像喊毛主席万岁一样喊他万岁，像挂领袖像一样把他的像挂在各家正屋的墙上。他甚至提前在列宁纪念堂为自己准备好了金字墓碑：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他的最终定位是“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丁庄梦》里，老村长李三仁十年竟然没有离开过公章，有一天丢了，着急之下，病情加重，一命呜呼。死了之后，他家人怎么也合不上他的眼睛和嘴巴，直到新刻了一枚公章放在他手里，这样才合上了眼。
总之，阎连科的小说大量涉及恶魔性描写，笔者初步统计，多达一百余处。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那么，阎连科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恶魔性的描写？作品的意义何在呢？这些恶魔性缘起有其历史现实因素。
首先，恶魔性的存在是必然而客观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是历史性的现实。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残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灭绝政策，殖民行为，侵略行为，报复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革命，镇压，毁灭，法西斯，冷战，核讹诈，经济封锁，恐怖袭击，反恐战争……无不都是恶魔性的表现。
翻开历史，正视现实，恶魔无处不在。人类世界充斥着非理性的暴力，充斥着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恶魔性行为。对于人类来说，似乎理性总是那么脆弱，或者说理性总是难免沦为非理性的奴隶，理性的光辉只是恶魔性头上装饰的光环。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屠杀，到法西斯的灭绝人性，到各种起义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悲剧，多少生灵涂炭，多少文明被毁？不管起因是如何的合理，最后都演变成了恶魔的舞台。人类一旦失去理性的控制，恶魔性便会控制人类的灵魂，使人干出丧尽天良的惨绝人寰的事。自上而下的高压统治，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无不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对于我们来说，最可悲也是最可怕的一点是，历史表明恶魔有时常常是胜利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具有恶魔性的人或民族抑或国家往往都是最后的胜利者，胜利之后他们自己标榜为神，而爱好和平的种族或者被驱赶到天涯海角，或者逐渐消亡，或为其他民族所同化。“可悲的是，那些最擅长战争工具的社会成了最成功的社会。”②西方有学者曾经不无悲伤地写道：“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而和平的狩猎采集部落则被驱赶到天涯海角，或逐渐消亡，或为其他民族所同化，唯一能使他们感到些许满足的是：那些过去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了本民族而日益强大的好战族，如今也沦为战争工具的牺牲品。”③从这里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悲痛：能活到今天的人，不是贵族的后代，就是罪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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