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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境与存在之思
作者：冯大生
摘 要：本文以《江湖往事》为文本，从作家的思想认识、取材、对典型环境的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性与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分析，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阐述了当前农民工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指出文学家只有站在社会学的视角，才能写出反映农民工与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
文学语境：民工文学观照下的社会现实
当前，一批正视现实，抒写现实的作家，继承与弘扬19世纪30年代欧洲文坛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与20世纪初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精神，将笔触直切当下社会现实，关注底层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取得创作上的丰收，引起社会的关注。周昌义《江湖往事》则以独特神秘的江湖为题，深刻反映了农民工穹小等一伙挣扎江湖的残酷现实。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不仅仅是云南的那个小城，而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总体反映。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在这渐变的或急骤的转轨时期，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阶层明显形成。社会学家认为，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而对于有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中国，在社会变迁的当下，庞大的“农民工”大军兴起。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底，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11823万人。这么多农民进城，必然造成城市资源的紧张与各种问题的显现，形成城市对农民工的体制内不保证甚至排斥对立的现象。《 江湖往事 》作者抓住农民工资被拖欠这一普遍现象，聚焦社会转型期的一对劳资矛盾，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江湖往事》开头写道：“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时候，和谐还不是硬道理。那时候，温家宝总理还没有为村妇熊德民的丈夫讨薪。”结尾写道：“那是1997年，高粱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纸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政府文件，是中国内地第一张政府讨薪令。多年以后，总理温家宝替重庆农妇讨薪，终于揭开建筑业盖头，掀起举国上下的讨薪高潮。”以《江湖往事》作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社会转型、关注弱势群体，将切入点放在“农民工”身上，无疑是文学与时代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互动。
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制约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转型期的社会，阶层矛盾凸显，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有着敏感的社会神经。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身上得到体现，扫视当下文学，大概有这几类：一类是颇有市场与卖点的被极度商业化的所谓通俗文学；一类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粗俗不堪，毫无创作艺术，不负任何文责的网络文字；一类是抒发不适应当今社会的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的所谓纯文学；一类是关注民生，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前三类的共同特征是不关心现实，与世隔绝，从这些作品里，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场面，看不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看不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热衷于描绘色情凶杀，热闹于戏说历史、篡改名著、欺世盗名，沉湎于个人主观感情的无节制宣泄，玩小资情调，对社会问题麻木不仁，麻木于做冗长的现代文字游戏。
《江湖往事》等一批反映社会问题、正视现实人生的关注农民工的小说创作，在当今文坛高举现实主义旗帜，犹如强劲东风起，吹醒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弥足珍贵。“我们看到甚至听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磨擦，听到一些东西被磨损时的呻吟，同时更看到人性、党性在‘入世’而非‘出世’的多种磨合中闪闪发光,它留给我们的是分享一份艰难的气度和力量。”诚如这些作家评价：“文学常常以现实的广阔和复杂为借口来回避现实，但《江湖往事》深入社会底层的丛林中时，却如草根们相互斫伐，刀刀见血！”（阿来）“作者对底层现实的关怀与忧惧，其强度与深度振聋发聩，实为当代中国文学所罕见！”（王跃文）
文化指向：农民工的江湖在哪里
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由于其身份的双重性，究竟是当作农村的农民来写呢，还是以城里的工人来写呢？从孙惠芬《民工》还乡的农村语境到周昌义《江湖往事》的城市语境，笔者认为后者是对农民工小说写作的空间突破。只有把农民工置于城市这样一个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高端，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问题，表现人物的性格命运，塑造出新时期的农民工形象。巴尔扎克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环境可以决定和改变人。环境决定性格，他总是着重描写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作用。把农民工再回到农村社会的环境中加以描写，虽然有另外一种深刻，却不能揭示人物命运的现实原因。只有把农民工放在城市环境中加以刻画，才能从城市“边缘人”的角度来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才能达到恩格斯给现实主义所定义的高度：“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显然，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结构中，农民工被放在了边缘的位置上。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究竟公平不公平呢？社会学家通过实证的语言，文学家通过形象的语言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江湖往事》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农民工讨不到薪而跳楼这一典型事例说明社会学家的结论：近二十年来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处在边缘的地位上。
由于《江湖往事》的叙事空间是在仁城这样一个有二三十万的外乡民工的城市，因此，城市的挤压使“穹小”从一个建筑工地小工完成了向这个城市帮人讨要薪水的黑帮老大“穹哥”的角色转换，从而揭示了制度性原因。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见死不救的黑心医院，拖欠农民工工资非但不给而且动用防暴警察的房地产公司，不能解决问题的劳动监察大队与法院，非法劳务市场，有小姐坐台的歌厅等等。当穹小将受伤的哥哥穹大送到医院抢救，因没钱而求救的时候，“穹小跪着走了两步，伸手抱住护士的腿。护士轻轻踢了两下，踢不开。穹小挡了进出抢救室的路，进出的大夫、护士和进出的病人家属不停用脚踢他，像踢一条癞皮狗。然后从他头上跨过去”。穹哥有言：“麦子，这个城市，会把水泥变成高楼大厦，能把小屁孩子变成老大，也能把诗人变成酒鬼。”
于阳的《江湖中国》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江湖社会的成因。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发于人满为患的明中期，相对当时农业生产关系承载而言，人口规模在总量上接近饱和，局部人满为患，过剩人口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神州大地人流迁徙，产生移民无产阶级——游民，至19世纪初，随着人口爆炸，政府在家族制度内无法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江湖社会开始崛起，清末民初，江湖成为中国主导的社会结构之一。于阳指出：“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作者通过分析，说明江湖社会是在体制内不能容纳而在体制外形成的一个“体制”，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具有破坏性。《江湖往事》的作者正是通过城市体制与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排斥，深刻揭示了农民工因生存需要而被迫走上江湖黑道的社会制度根源，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小说中所言：“上层和中层的主流社会看社会底层，总有很多神秘感觉，所以喜欢用‘江湖’来一言以蔽之。”
存在之思：小人物的命运不能相忘于“江湖”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己任的。如果只有故事情节，而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即使现实感很强，读起来痛快淋漓，而过后也就忘了这部作品。卢卡奇认为，只有创造出典型人物，才能反映社会整体性。鲁迅先生通过阿Q、闰土等人物形象，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等人物形象，使读者永久感受到他们作品的精神光芒。巴尔扎克的人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是时代本质的艺术再现，通过人物性格再现环境。而当今的小说尤其是农民工小说，大部分没有给人们留下很好的人物形象记忆，充其量是一个“农民工”的概念而已。《江湖往事》在塑造农民工形象方面，不能讲十分成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方面缘于作者将人物置于现代社会的城市环境中加以描写，另一方面是作者的人物创作源于生活，具有活生生的生活原型，其情节的虚构是来自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江湖往事》以对比的手法描写了来自于同一个村庄而进城后生存状态不同的两个人物：穹哥与高粱。穹哥无文化，是个小屁孩子，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却用刀残自身而被迫走上黑道，靠帮人讨债，充当打手，成为有钱有车、进高档宾馆、泡小姐的有头有面的人物。高粱高中毕业，同样去了仁城打工，想走正道发财，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来的却是老板不给工资，于是运用劳动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却落得生计不保，跳楼讨薪的下场，甚至连自己的初恋情人麦子都保护不了。作者通过一个走黑道、一个走正道的农村青年在城里发展的线索，形成了乡下人与城里人、底层人与白领人、黑社会与警方、黑道与黑道，打工者与同是农民出身的老板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穹哥与高粱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形象鲜明起来。让人们似乎感到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从而深化了体制性排斥或制度缺失的主题。城市一方面需要农民工干活，另一方面又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也就是说，城市的制度包括法律，都是为城里人服务的。这就把社会制度的缺陷推到前台。作者对底层社会及人物与上层主流社会及人物的对照描写，大大丰满了小说主人形象。笔者不妨将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以社会阶层的分析方法分为三类：底层人物除了穹哥、白三与黑柱，还有红衣姑娘红妹、清洁女工、麦子、职业上访的“疯子”等。中层人物有包工头牛头、刘胖、王孙、王警（王警是介于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中性人物）等。上层人物有医院院长、法院院长、社会学专家等。
这三个不同阶层人由于利益关系发生的冲突增强了小说的跌宕起伏与戏剧性。于是演绎出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与中层的农民有产者包工头老板发生矛盾与冲突的场面；穷人村与富人村的两派黑势力为利益之争而发生的铡指断臂比赛的惨烈场面；高粱及十三太保一同惊险跳楼与楼下城里路人、新闻记者、专家学者成为“看客”的场面。这三个重要的场面，将不同阶层与不同群体利益的人放到城市社会发生关系，使他们在互动中完成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高粱的走正道来衬托穹哥的越轨而落入江湖，也印证了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理论。作者从穹小蜕变成穹哥的经历，以社会成因树立起反叛的农民工形象。
当今笔下的农民工小说，由于离社会现实太近，虚构不足，写实有余。写实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过于写实则将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工具，缺乏美学色彩与文学意味。其中许多说教式、议论式、口号式的语言，成了突出批判主题的注脚，而对丰富人物形象却是无补。
尽管《江湖往事》从社会现象入手，着重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描述，将农民工文学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由于作者以批判的思想、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受到一定的局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写出了农民工沉入江湖的社会根源，而未能很好地揭示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际上农民工与农民工文学写作问题，不仅是农民工所遭遇的对立面个性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问题。这个宏大背景，我们期待着在新的农民工小说写作中出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冯大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200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