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周作人与早期白话诗学
作者：熊沛军
摘 要：周作人是中国白话诗学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他不仅以新诗创作的实绩推动白话文学的前进，同时对建设新诗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实的情思，诗歌的“贵族化”理论和中西融合的诗歌发展之路，都是早期周作人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论使他成为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奠基人。
白话新诗在创立之初，除了白话诗歌创作、语言形式的更新、表现手法的调整以外，能否及时获得有效的理论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胡适作为新诗运动的带头人，曾明确提出“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他的号召下，不少诗人加入了白话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建设的潮流中。但即便如此，许多作家在创作白话诗歌的时候，并没有摆脱旧诗词的束缚。真正冲破文言文的樊篱，用白话文写诗的只有鲁迅、周作人兄弟两人，朱自清认为他们才真正运用了白话文的语言和文法，走上了欧化的道路。周作人在文学革命的早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到白话诗歌创作的队伍中，以“欧化的白话语言”，真正做到了用西方逻辑化的思维方式与语言形式取代了中国古典诗的非逻辑化，为白话文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作人的“新诗”作品,在早期新诗的相关谈论中，常常被当做一种“范本”，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实，在《新潮》编者的大力推举之前，《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以头条位置发表周作人的《小河》，就可能隐含了某种“经典化”的意图。支持这种经典化的最有力因素，正如周作人后来所概括的，该诗主要是通过一种高度散文化的手法，在形式上得以成功挣脱“旧诗”的森严成规：“《小河》……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夸奖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而在此后不久，胡适更明确地将《小河》定位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并特意将周氏兄弟从最初那批“新诗人”中区别开来。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还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对中国新诗理论的创建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下面，我们将就其早期新诗理论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
在新诗草创期，周作人的《论小诗》，使五四后的诗歌创作有了宽宏的眼光和胸襟。面对当时诗坛上出现的一些表现人生感兴，内心私语的短小篇章，周作人及时肯定了它的存在价值。在过去，诗是堂皇而完整的，周作人却肯定诗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肯定这些心灵的闪光，肯定以天真率性为诗。对于那些频频指责这类小诗不是诗的批评家，周作人说：“我的意见以为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们自己的诗，做的好了，由个人的诗人成为国民的诗人，由一时的诗成为永久的诗，固然是最所希望的，即使不然，让各人发抒情思，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这番话无意中触及了对新诗理论的一种基本态度，即特别强调诗歌对真情的流露。而“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
早在1918年周作人就作文指出文学“应以真挚的问题，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1922年他进一步提出“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诗是表现个人情思的东西”，这是周作人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他强调和看重的是诗歌在表达诗人感情时的真实性，正如他在《〈扬鞭集〉序》中所说的“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这里所谓的抒情就是指抒发作者个人的真挚情感。他说：“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著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人性，也即是他的生命。”因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关于诗歌应该表达真实情思的主张其实也是与他崇尚自由、自然冲淡的个性密切相关的。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真情实感也并非毫无修饰地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写进诗歌。周作人所强调的“真实”其实还包含了一种主观的选择，诗人在生活中的感受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加工才能用真挚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诗歌更像诗歌。“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思想。”“譬如一团火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所谓某一程度，即是平凡的特殊化……诗人见了常人所习见的事物，若能比常人更敏锐地受到一种敏感，将他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便是诗。”这段话精确地传达了周作人对诗歌创作的认识。所谓“艺术地”即对事实的提炼，是诗人在对生活有了一种敏锐的体察、并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表达欲之后，使用恰到好处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思考。真实的感情加上艺术的表现方式，这就是周作人最初探索新诗所得到的成果。
二
有了对“诗歌要表达真实感情”的要求，周作人走上了反对过于强调诗歌效用的道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篇文章——《诗的效用》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的效用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先前的看法的补充，也是后来他所主张的诗歌“贵族化”理论的基石。
在《诗的效用》成文之前，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俞平伯曾写过一篇《论诗歌进化的还原论》，文中提到了托尔斯泰对于诗歌应当向善的主张，并声称他自己也受了这种影响，觉得诗歌应当表现人生，认为“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底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底正当关系”。他指出，可以入诗的材料很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善的”，但是诗人在做诗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创作的，而且还要使读者在欣赏了诗歌之后，怀着与作者同样的态度。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动多数人向善的”。但是这种看法却遭到了周作人的反对。他在《致俞平伯》一文中说：“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可以放任。”文章开头就对“诗歌是劝人向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周作人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诗歌的效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文学既是个人的又是世界的，是以个人的角度去打量社会，这样就难免会融入主观的情思。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不会去关注作品对社会的影响，而更注重的是对自我的表达。所以周作人认为，真正的文学家不应该太过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更不应该过多地去趋奉读者的爱好而进行写作。其次，周作人认为俞平伯提出的“诗歌是感人向善的”说法中，“善”字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没有确切的标准。“现代通行的道德观念里的所谓善，这只是不合理的社会上的一时的习惯，决不能当做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这里就包含了对“善”的概念的质疑，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把文学看做“劝人向善”，反而会使人陷入歧途。最后，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向善说”是建立在能读懂诗歌的人的多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个读者要真正理解一首诗歌，是要经过一定水平的训练。“文学家虽然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在他看来“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表现了。”这其实也就牵涉到了诗歌的“贵族化”的命题。可以说“贵族化”的观念是建立在周作人早期的这些对诗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对诗的效用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他以后在诗歌理论研究上所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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