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浅论越地自然文化环境对周作人思想性格的影响
作者：潘付云
摘 要：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理想信仰等的影响，从而形成有一定个性的文化特质。在出生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当地自然文化的影响，周作人柔顺和婉的性格，中庸的思想都打上了越地自然文化环境的烙印。“水文化”“雨文化”以强烈的渗透力浸润着周作人，伴随着他生命流程的始终，影响着他于人于事于环境的基本态度。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起着制约作用。山川大地不仅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体格、气质、情感、个性，乃至形成这个民族的性格，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发展。所以文化不仅具有国家民族的特质，而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质。几千年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理想信仰等不同，从而形成有一定个性的文化特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区域之间的交流，这种特质会有所溶化、淘汰、更新，但还有不少具有历史稳定性的特质被保留下来。对于那些在出生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当地区域文化的影响，而且会对区域文化产生特殊的感情，这是十分普遍的文化心理。由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变迁和驳杂丰富的内涵，呈现着多元而非单一的状态，它既古老又新鲜，既超拔又平俗，而是一种多重建构。因此，它给予作家的影响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作家本人，作为接受主体，又有着不同的心理气质和思想观念，他们总是从自己的个体需求出发来接受文化影响。接受者的选择性又有着很大差异，例如周树人和周作人，他们都出生在绍兴，在同一家庭环境中度过童年时代，同样受越文化熏陶。但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志趣的不同，加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的思想产生分歧，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这种差异在接受越文化传统上，也有着明显的表现：鲁迅继承了越中先贤坚苦卓绝、反抗强暴、忧国忧民的传统；而周作人则沉湎于越文化中闲适隐逸、温雅中庸的一面。研究周树人的著作已浩如烟海，这里仅对周作人早期思想个性作初步探讨。
1885年1月诞生于古城绍兴的周作人，在国家多事之秋，家族屡遭劫难的不堪境地度过了他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当17岁的周作人在日记中满怀悲慨地写下“毛锥误我，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①的豪言时，他大概没有料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尽管他受到了北京故都文化、日本及西洋文化的影响，但他血管里流贯的仍然有着越文化的血液。这种“文化亲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为文人的周作人在几十年风雨潇潇文化苦旅中对“母体文化”本能地在精神血统上的确认或趋同。
在《桑下丛谈·小引》中，周作人由衷地感叹：“余生长在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学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异于吃腌莱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周作人惯于在文章中弱化、约束感情的流露，常出之以婉曲之笔，独于有关自己文化出身的申说中敢以“越人安越”自许，其中所含的自喜、欣幸、无怨无悔显明可见，这也许只能从周作人同越文化的深刻联系中得到解释。这种血缘联系应当是我们了解周作人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线索；循此，我们一定能发现越文化对周作人人格塑造的参与，对周作人人生的抚慰与束缚，对周作人创作的诱导与规定。
个体生命在童年少年时期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他性格养成、巩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性的影响因素。自然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地域的人们个性内核的区别。《汉书·地理志》曾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一定的自然文化氛围制约和影响着生存于其中的个性生命心性的锻冶和陶铸，在这种意义上，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正像一个无形却又有力的模型，决定了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最明显的事实即是，如果说人生不过是一场现时态的自己演自己的戏，那么，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正是这出戏的“舞台”。所谓“自己演自己”也许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出戏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这个可以跟着你走的“舞台”设计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导演”，一切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得失进退都由它在暗中操纵，愈是在文明不发达的时代就愈是如此。周作人所一再称引的俗语“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②对人生真谛的揭示，其深刻处也正在这里。
越地自然文化环境最突出的特征是多水。绍兴境内较大的河流就有二十多条，史称“鉴湖水系”。越王勾践当年曾说这片土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③。人们在征服水患开发水利的实践中，形成了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豪放气度和动用智慧化解灾害、转忧患为安守的思维方式，因而越地人民性格中机敏、明慧、富于进取精神的特征，与特定的水乡环境存在着密切关系。
水本是纯自然性的，只是因为人们的生产、生活都赖于水，所以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中，经过人们理性的审视和过滤，才形成了相关的文化。世界上多数古老文明的诞生都和水有必然联系，地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系文化。如黄河、尼罗河流域众多的文明群落，不同的是，这些古老的文明，部分因为气候环境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水相关的文化逐渐萎缩以至于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关于田野、山地或城市的文明。而越地水域浩瀚宏阔、博大丰富，相关的文化千百年相沿袭而连绵不绝；在周作人的童年、少年时代，甚至在今天，生产与生活的方式方面仍依赖于水；正因此，这片古老土地上弥漫于文化中的水气息，才至深地影响了周作人。
1926年在古老帝国的故都北京，周作人给自己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美文《乌篷船》，收信人的名字“子荣”是他此前曾用过的笔名。水乡生活的经历使周作人“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都有水在”④，《乌篷船》正是他按捺不住的思乡情绪的流露，坐在船上像“游山”一样，“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周作人对故土水乡神韵的把握如此出神入化，它的声、光、色、气与周作人的性情几乎达到了物我间浑然交融的境地。渗透在以水为载体的旅行、观剧、嬉戏、喝酒、吃豆、说鬼、谈天等日常生活中的水乡文化特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反复作用于周作人年轻的心田，这一文化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的本质特征，规范着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形成他恬淡、静远、温雅的个性。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周作人性格中自由、舒展、宽懈、柔和的一面同他游于斯钓于斯的水乡环境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只有这样的水乡生活，才可能造就他从容、闲适的人生态度。周作人一生很少有激烈峻急的时候。即使在生死安危千钧一发的关头，他也能始终保持镇定与从容，如元旦被刺事件，他竟能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说与人听。他一生的命运跌宕起伏，曾有这样那样的失意和寂寥，但他都能以清明的内心和从容的态度面对一切。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那么推动周作人达到这一人生境界的诸多因素中就有秀丽的水乡和水乡文化。
品读周作人早年的日记和后来的文章，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笔下的水的丰饶性和完整性，发现周作人性格与水的性格多方面契合。周作人对人与水的关系所作的哲理思考，其成果构成了他人生哲学的基本。《小河》一诗的意象历来众说纷纭，周作人自身的解释也不无支离，我们认为流贯于字里行间的水的力量是显见的，诗中“微笑”的、“稳定的”“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被微风搀着走上河滩来时”发出“快活的声音”的“水”，在根本上代表了周作人对自由、发展与创造的渴望，水的自由流畅的自然属性与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然属性是绝对相通的。与别人不同的也许是，由于受到水的熏陶和启迪，对于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周作人多了一点预感，一分期待。周作人一生都在走着尊重自己和他个人个性自由的路，相信一切顺其自然必臻完善，这正是水给予他的最重要的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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