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身体·受难·救赎
作者：石了英
摘 要：穆旦诗歌从身体之“痛”与“饿”出发，反复抒写身体意象及身体意象的相关体和变体，从受难的身体到自我救赎的身体的思考，穆旦把形而下的身体提升到形而上的哲思。
身体是最感性私人的事物，也是公共思考的最好载体，剥夺了身体也剥夺了自由。西方从柏拉图到笛卡儿都认为，灵魂与肉体是二分对立的，此观点统治了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中心主义排斥肉体，肉体是理性的躯壳，肉体是低下的。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以后，身体才慢慢引起哲学家们的注意，身体慢慢有了自己被言说的地位。“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也即“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伦理、历史、政治、理性等”①。身体越来越进入西方哲学家的视野，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西方现代理论视域中。而中国文学中，身体或成为审美对象，或成为载道工具，或成为权力争斗的场所。“君国一体”的强悍的政治统摄力渗透到生活的诸多方面，个我的身体完全被家国的身体所遮蔽，身体只是一种政治符号，带上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意义，身体是本质之外的东西。
诗人，这个面对万象用个人抒发穿透世界的使者，体察历史，沉潜人性，关怀当下，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面对身体如何絮语？一部分诗人在肆意抒情的通道里放逐身体，就算与身体遭遇也处于“失语”境遇；另一部分诗人以渲染的姿态把欲望的身体放置到公共视野的平台上，成为观赏的“花朵”，与身体对决，却无法有效把握它，只能是失败之思。
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史，绕不开九叶诗派，绕不开穆旦。穆旦的诗歌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与中国人民的血肉相连，与个人的智慧交接，全力开拓了新诗的现代化写作。生发于古典传统，从西方思想资源获取诗歌灵感的穆旦如何面对身体的呢？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诗友兼好友王佐良说到“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②。也如唐湜所说的“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③。身体是读者进入穆旦诗歌的一个很好的视点。穆旦从身体体验的感觉出发，从受难的身体思考身体的救赎，把形而下的身体符号提炼到形而上的审美哲思，其肉身沉思直接关系到诗歌的精神维度和意蕴走向。
一、受难身体的言说
综观穆旦的诗歌，他对于身体的言说大量的充斥在他的诗歌文本中。穆旦早期诗歌就开始了对身体意象的关注。“朋友，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秘密，要记住最秘的还是你自己。”④（《神秘》）“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春》）对自我的关注必然逃不开对自我身体的关注。身体是我们存在的物质载体，紧闭着的二十岁的身体，“谜”一样蛊惑着诗人年轻的心。他探索身体的欲望升腾起他选择直面身体的进行思考。《流浪人》首次切近身体意象，整首诗歌就是对流浪人身体的书写，“火热般的身子，熔化了——棉花似的堆成一团/可仍是带着软的腿/一步，一步，一步……”这是疲惫、劳累的身体的刻画。在此后的诗中，诗人描写“肿的臂，昏的头”、“黑色的脸，黑色的身子，黑色的手”、“僵尸”，他不断叙写身体及身体意象的相关体和变体。虽然摘章断句不能表达整首诗的意思，但是从穆旦不断的身体言说中可以透视到他对身体本体的瞩目。这些身体意象都有一个色彩黯淡、不健康的出场姿态，何以如此？这引起我们的思考。
穆旦身体之语与其自身身体的体验紧密关联，是现实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诗人身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不断，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历史的苦难风暴裹挟着个人。诗人自身命运多舛，历尽沧桑，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一年，抱着为国奉献的精神作为随军翻译出入战争前线，经历战争的生死考验，“把血肉脱尽”（《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死里逃生后他又饱尝生存之艰的酸甜苦辣。个人的飘零、现实的苦难、政治的动荡、人间的悲歌以及沉痛的历史无一不融入到穆旦的诗歌表达中，穆旦以现代诗的笔触深入到了个体存在的最深处,在物质化的肉体生存的层面上演绎个体所遭受的死亡的压抑，饥饿的摧残及战争的折磨。
“饿”与“痛”是血肉之躯的本能体验，是受难的表达式，在诗人的作品中被不厌其烦地渲染着。“饿——/我底好友，/它老是缠着我/在这流浪的街头”（《流浪人》）、“饥饿领导着中国进入一个潜流”（《饥饿的中国》）、“饥饿，寒冷，寂静无声，/广漠如流沙，在你脚下……”（《从空虚到充实》）“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蛇的诱惑》）。面对受难的身体，诗人悲哀、绝望、沉默。“我是一个老人，失却了气力了，/只有躺在床上，静静等候。”（《漫漫长夜》）中国的“昏乱的黑夜”使得此时仅二十二岁的诗人不期然地衰老起来。诗人反思“在过去的那些时候，我是沉默，/一如窗外这些排比成列的/都市的楼台，充满了罪过似的空虚，/我是沉默一如到处的繁华/的乐声，我的血追寻它跳动，/但是那沉默聚起的沉默忽然鸣响，/当华灯初上，我黑色的生命和主结合”（《忆》）。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穆旦体验了太多的苦难，终于“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时感四首》），然后“要从绝望的心里拔出花，拔出草”（《从空虚到充实》），诗人面对肉体的卑微与苦痛没有认命。诗人身体里蕴藏着的一只“野兽”，“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复仇的火焰灼醒了沉默的肉身，而救赎之道蕴藏于复仇之光中。
二、身体救赎的思考
穆旦的救赎之道不是瞻仰上帝，而是面向被苦难剥蚀，被“痛”与“饿”摧残着的中国民众。诗人在《赞美》一诗中直接赞美民众，“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粗糙”与“田野”两个词语朴素但是深刻展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预示对农夫的体察将暗含更多的血肉之痛。从身体出发，感受“受难的形象”，身体的名词性与身体的及物性相通，身体并不会沉溺于虚无的政治玄想，“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身体的爆发将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这比那些一味演绎宏大场景的“红色写作”更加真实深入，对民族崛起寄予了坚定信念，因为现世的救赎之道就在民众身体的集体自觉。
民众身体的集体自觉在穆旦看来不是五四式的“思想的启蒙”，而是“肉体的觉醒”。穆旦理性反思了身体在历史话语中的缺席，身体没有取得往来于的我们日常生活的通行证。“我们害怕它，歪曲它，幽禁它”、“我们还没有把它的生命认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把它的发展纳入我们的历史。”是人们不屑于对身体的言说，还是有意识地遮蔽？穆旦提出了思考。“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思想作为身体的另一端，炮制了身体失语。如前所说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把思想当作历史发展的灵魂血脉，而身体只是为思想服务工具载体。穆旦对历史的成见提出了反抗，虽然有些极端，但不是真理之光。“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生命真正的原动力原来是“自由而活泼”的身体。穆旦仍然持身心的二元对立论，但是身体不是思想的载体，而是人之本体，身体是一切行动的本源力量，他以思想者的敏锐，注意到了笛卡儿“我想，所以我存在”这一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石中包含着的思想对于肉体的否定和专制，他不遗余力地歌颂肉体，选择肉体反抗思想的道路，从肯定肉体，唤醒肉体为出发点，实现自我的救赎。“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在穆旦看来，周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无可把握的，“一切的事物使我困扰，/一切事物使我们相信而又不能相信，就要得到而又/不能得到，开始抛弃而又抛弃不开”（《我歌颂肉体》），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身体才是最实在、最现实主义、最可把握、最稳固的东西。肉体才是生之本体，肉体的存在是一切的一的存在，肉体的消亡是一切的一的消亡。
穆旦歌颂肉体，在于他认识到肉体之于“自我救赎”的意义。“它原是一颗种子而不是我们的奴隶”、“它是大树的根”。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正源于民族人的肉体遭到蹂躏，“饿”与“痛”无情地肆虐着民族肌体，灾难在民族肌体——我们的广大民众的身上无不烙下深深的印痕。“种子”“根”是闪烁着希望的词汇，民族的崛起正是孕育于平凡而伟大的肉体。歌颂身体就是要从黑暗走向光明，发现“美的真实，我的上帝”。穆旦继而把肉体提升到上帝的位格，层层加深地阐释了肉体觉醒对于人拯救于苦难中的巨大意义。通过身体，穆旦思考苦难与救赎，这种身体之思同希望交接，同个人的幸福连通，民族与个人受难的救赎之道，尽在其中。这种身体之思显得沉着而大气，深切而敏锐，寄托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思考与人性关怀。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石了英（1983- ），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①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192.
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J].文学杂志，1947：（2）.
③ 唐湜.新意度集·论意象[M].北京：三联书店，1989.13.
④ 穆旦.穆旦诗全集[M].李方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以下所征引的穆旦的诗歌均出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