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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解读
作者：凌伟荣
摘 要：本文以茅盾和郁达夫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认为不论是茅盾的“先锋”，还是郁达夫的“颓废”，他们都艺术地传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现时性”。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不同，在他们的小说中，这两种现代性立场并没有形成对立，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取得了一致，这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同时对于了解整个浙江文学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从此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放置在了“现代性”的视域之中。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可以说，整个中国20世纪的文学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的“现代性”的相互缠绕之下展开的。本文拟在这一背景下做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解读。
一、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
“现代性”最初起源于西方，是基于“对不可重复性时间的一种感觉”。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在19世纪前半期，在西方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前者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一种自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并通过极端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抗衡，导致了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
现代性问题虽发轫于西方，但它必然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中国便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之中，并同时获得了特定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中，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烙印。从洋务到维新，从辛亥到“五四”，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与民族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始终把追求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作为最终目标，“启蒙”、“民主”、“解放”、“独立”、“自由”、“富强”等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追索的目标，也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是中国现代性的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这个现代性更多地包容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甚至革命暴力等社会政治内涵，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这种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相呼应，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则构成了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的独特内涵。当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倒塌之后，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以“启蒙”为核心的意义重构之路，是“民主”、“科学”也好，是“个性解放”、“批判理性”也好，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现代人”对这一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这里既有失落与彷徨，苦闷与感伤，也有进步与展望，激进与豪情。
下面就以茅盾和郁达夫为个案，对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因子做一描述。
二、茅盾：具有先锋意味的未来报信人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曾说道：“《呐喊》所表现的，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显然茅盾希望有一种能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的、“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的文学。他以社会学家的敏锐和分析学家的精细，首先捕捉到了发生在中国的变动，并以他的小说实践传达了这一时代的最强烈的现时感。
创作于1942年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虽然只写出了“五四”前后的一部分，但文中以王伯申为代表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以赵守义为代表的传统旧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以钱良材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温和斡旋，却体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情况。《子夜》的创作虽然早于《霜叶红似二月花》，但它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全方面的立体展示，同时，茅盾也以此对1930年前后文化界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而这种“不可能性”在唐子嘉的破产（《多角关系》）和林老板的逃离（《林家铺子》）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由此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颓败的风景线”的写生。
当民族资本家们经历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之时，广大的农民同样面临着失去土地经历城市化的惶惑，这在《子夜》中已初见端倪，到了《农村三部曲》，则对农村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有了新的彻底的认识，从而赋予这一类农村题材小说以新的意义。《春蚕》以一幅丰收成灾的艺术画面勾画出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秋收》和《残冬》则进一步展示了农村的破败，并以老通宝的死象征着中国农村旧的经济形态的崩溃，而以多多头的反抗道路预示着新的前景和出路。这不但显示着茅盾对于社会生活的广泛观察和理解，而且显示了他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和预测。
茅盾以对历史的跟踪和预设完成了对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现代性的描述，同时，他又以“现代人”感性至上的精神气质完成了对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现代性的透视。从传统走向现代，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更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这种转化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形象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文学作品中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身、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最为敏感的区域。这一敏感区域在茅盾笔下最终集中在“恋爱” 和“革命”这两个维度上。他笔下的时代女性，无一例外地纠结在“革命”与“恋爱”的漩涡之中：静女士虽然充满幻想，追求光明，但命运却跟她开了个无情的玩笑，始而失身于暗探抱素，继而又感到革命事业的无聊和空虚，最后跌进了恋爱又因爱人的离去而再度陷入痛苦的幻灭，表现了革命和恋爱的双重失意；慧女士历经“风雨”从国外回来，把爱情当做了报复不无邪念的世俗男子的外衣，而在面对革命时，却采取了旁观者的姿态；孙舞阳更是集革命和恋爱于一身，成了“动摇”的根源；章秋柳则在“光明的艰苦”和“堕落的狂欢”的选择面前流于颓废和浪漫，即便最终走向革命的梅女士，也经历了恋爱和革命的曲折道路……显然，“恋爱”和“革命”是她们所面临的最典型的人生处境，“革命”作为谋求政治层面上的解放的途径和“恋爱”作为谋求个性层面上的解放的手段，在她们身上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但由于革命进程的曲折性和她们自身性格的复杂性，使她们的人生充满了亢奋和热情、痛苦和焦灼、颓废和堕落，她们无法在这种人生处境中获得双赢，由此出现了如《追求》中张曼青所说的“时代病”：“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纪末的苦闷。自然这是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我到处见到了这个病。”茅盾正是紧紧抓住了时代的作用力，写出了时代女性与时代共存的欢欣、痛苦、伤痕和沉思，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写出了她们的“灵魂和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和蜕变。
显然，茅盾的作品让我们最先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他“重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也正是在这点上，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种明显的先锋意味。
所谓“先锋”，是对现代性的某些方面的强调。“现代性”本身同时间的结盟，使它包含着对过去的激进批评，也包含着对变化和未来(未来是即将到来的现时)的无限推崇，正是“它对进步概念的恒久信赖，使得一种为未来奋斗的自觉而英勇的先锋派神话成为可能”。在“先锋”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它由最初的暗示性的风格比喻而变为一种艺术家的角色定位。“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有意识走在时代前面。这种意识不仅给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加上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赋予他们以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这种使命、特权和责任，使“先锋”具有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积极的政治内涵，被赋予先锋使命的艺术家，不仅要能最迅捷地传递这个时代的变化，而且还要做未来的报信人，而这，恰恰也是我们从茅盾的小说中所能体会到的一种强烈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的小说承担了一种带有先锋意味的未来报信人的历史使命，他以他的小说文本完成了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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