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何其芳的文化心理
作者：王雪伟
摘 要：文章集中论述了何其芳的三种文化心理现象。分别为：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展示了三种心理的发展变化历程，论述了三种心理对何其芳的人生、事业造成的影响。希望就此引发对文化心理问题的思考。
文化心理，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文化心理常通过文学活动表现出来，同时，这种心理也反作用于文学。何其芳有三种文化心理值得注意，这包括：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这三种心理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何其芳人生的各个时期，隐约贯穿了何其芳的一生，对何其芳，尤其是其文学活动影响很大。
一、本位
文学本位心理，即以文学为人生的事业目的，为发展文学而服务于文学的心理。文学本位心理的形成往往从对文学的喜爱开始。对文学，何其芳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迷恋之情。整日徜徉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艺术世界里，还大量阅读《昭明文选》《赋学正鹄》《唐宋诗醇》等集子。有时，也为弟妹们讲《封神演义》《水浒》《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并尝试进行文学创作，由此逐步迈入文坛。
到了创作《预言》和《画梦录》时，何其芳的本位心理表现得最为鲜明，对文学，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类宗教的情怀。在《迟暮的花》一文中，他曾借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在粗暴的疯狂的喧哗声里我们听不见高贵的优美的声音了”，“文学将不附于任何宗教之上”。文学既然是与世隔绝的，那么作者的任务，就是避开粗暴的喧哗，专心在深宅大院里雕刻高贵与优美。这无疑影响到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何其芳将精力更多地投在语言的锤炼上。《墓》这篇作品极具代表性。其中，有词藻丰富的景色描写：“翠岩的横屏涌出旷达的草地……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造作的动作描写：农家女孩做早饭写为“做晨餐”；姑娘看到“银色的月光”，无端流下眼泪。最后，再来一个英语单词“paradise”。作品通篇都在堆砌词藻，也影响到了何其芳的文学活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图作美文。除了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难得与人接触，他活得很孤寂。在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墓》中，他曾这样描述女主人公的成长：“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这正是他内心感受的抒发。
1938年后，虽然何其芳扮演了一个社会改造者的角色。然而文学本位心理一直都在意识深处左右着他的行为。在延安，即使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负责一定的领导工作。可实际上，何其芳还是有自己的文学打算的。整风前，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教书、写作上。在一首诗中，他如是描述自己：“我还要证明我是一个……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虽然，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建国前夕，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何其芳放弃了创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但是，他只是把这种放弃看做是创作的间歇，暂时的休止。因此，建国后不久，他便希望能够放下大多数政治工作，静下心来创作。为此，1951年，当周恩来有意调他做政府秘书时，他推拒了。理由是，“我满意在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担子轻，有时间还可以学习和写作”。环境虽在变化，但在何其芳心中，文学从来都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美梦。这梦也许面貌不同，但历久弥醇。“文革”中，他在身心遭受极大伤害的情况下，依然梦想有一天能够重执彩笔。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我个人要求想在运动结束后搞创作，不搞研究了。”他还勾勒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大致框架，“写一百万字，写个三部曲，第一部写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第三部写工农兵结合”。然而“文革”后，这个长篇，只匆匆赶了五万多字，他就溘然长逝了。从最初的喜爱，到后来的执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何其芳对文学的感情却始终如一。这正是许多现代文学名家值得称道的地方。
二、政治冲动
在中国，由于受儒家入世思想、重文轻理观念，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影响，很多文人内心都有着隐秘的政治冲动。何其芳的意识深处同样存在这种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一旦受到环境刺激，就转化为行动。
何其芳从小就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英哲学。据何海若回忆：小时候，对古代的作家，何其芳最推崇范仲淹，很佩服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更钦佩他既有文学才能，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卓识，使当时正在觊觎祖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西夏和羌人慑服”。文武双全，建功立业，这是何其芳认可的成功范型，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抱负。
大学毕业后，在现实的鞭打下，精英意识逐渐在何其芳心中苏醒了。在莱阳，他看到“那些在农村生长起来的青年……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和番薯，却是那样热心……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这刺激着何其芳，使他若有所悟。他曾动情地回忆过自己当时的那种变化：“我总是带着感激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毁掉。……‘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地发议论’。”1937年后，何其芳的心态发生显著变化，其行为法则也从“独善其身”滑向“兼济天下”。对何其芳来说，精英意识一旦觉醒，就变得不可阻遏了。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四川万县教书，编辑《川东文艺》，不遗余力地做着文化启蒙、社会批判工作。后到成都，与人合办《工作》，著写文章批评时政。并最终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并加入了共产党。1942年整风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其芳完全转向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更多地从事事务性工作”。他曾继任四川省委（公开）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文委委员等职。当然，出于需要，他也写一些东西。但这时，文学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是政治手段了。整风之后直到1949年新政权成立，何其芳以文学为利器，向国民党发起进攻，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建国后，他虽有复归文学创作的打算，但在更多时间里，政治意识、政治环境促使他进一步参与了政治活动。在建国后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他都是主要的战士。写过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如《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1966年2月，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谢瑶环〉》一文，批判《谢瑶环》和《海瑞罢官》，这种工作，一直做到他被打倒为止。
政治冲动一直是何其芳无法摆脱的精神诱惑。在环境的刺激下，他的政治意识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从平淡到强烈的转化过程。建国后，虽然他曾有解甲归田的打算，但种种迹象显示，他身上的政治味道反而更浓了。
三、失位感
奇格蒙·鲍曼论述过“知识分子”的“位所”问题。他认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在社会权力多元化的进程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因为既不属于政府官僚机构，也难进入技术部门，成了余留出来的人群，从而导致自信心缺乏。这就产生了“失位感”。其实，在中国，这种心理古已有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此之谓也。“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文人抛开货卖帝王家的政治选择，漂游在政府机构和技术部门间，天天做些“无用之事”。一些人开始从意识的最深处鄙视自己的身份。失位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醉吧——给轻飘飘歌唱着的人们》一诗中，何其芳曾流露过强烈的失位情绪。在他眼里，文人们既无聊又无用，他们“梦着剩下的西瓜皮，梦着无梦的空虚”。作为其中的一员，他简直在嘲笑自己了，他“听见了自己的羞耻”，因为他感觉“像一只苍蝇”。失落于自我的“无用”，虚无感强烈地考验着他的自审神经。他试图给自己的文学存在找一种说辞，以便从虚无感中开释出来。他曾着意强调过文学的娱乐作用。说：“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我觉得这是我仅能做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他又想从“工作”中为漂泊无助的文学之魂寻求寄主。何其芳将“工作”的意义看得很高，他说：“在成年和老年之间还有这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将用什么来填满呢？应该不是梦而是严肃的工作。”文学也是一种工作，只要严肃对待，认真去做，当然有它的意义。而他一直都在认真做着这项工作，所以其创作是有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的文学事业找到合适的答案了吗？这答案是如此虚弱，以至他不得不通过“走另路”的方式来进一步充实自己。于是，向政治靠拢成了他的现实选择，他最终奔向延安，在延安。如《夜歌》所写，他为奋勇作战的士兵创作，和辛苦劳作的农民一起耕耘，为汗流浃背的工人歌唱。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为此而快乐，然而，何其芳依然有难言之隐。1939年2月，作为鲁艺的一员，他随贺龙部队活动在冀中平原活动。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他既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行军打仗中还要让士兵照顾，不仅士兵对他有意见，他自己也颇感难堪，自觉是个无用之人。一直到1942年整风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何其芳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政治革命中，由此获得了“用”的意义，他也能以此为资本，进而批判了王国维的“艺术无用论”。建国后，想创作的念头挥之不去，兼之被安排在文研所工作，何其芳的失位感又幽灵般钻了出来。到了晚年，他还在一封致于武的信中惭愧地说：“你做实际工作多，或许比做文艺工作更好，对革命真正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认为，他所做的文艺工作除了能够制造麻烦外，对革命没有什么益处，实在不值得艳羡。言外之意，他觉得还是做实际工作好一点。这些话不免会受到“文革”背景的影响，但其中的失位意识依然很重。在漫长的延安之路上，何其芳由失位开始，又以失位结束，这成了他的心理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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