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莫言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左其福
莫言要求用平民的语言叙述平民的历史，这种历史当然不同于任何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叙说中的历史，它只是平民的故事和平民的传奇；它虽有浪漫虚幻的外表，但却真实、深刻。如《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不拘礼法，轰轰烈烈的爱情；《白狗秋千架》中“暖姑”只要一个健全儿子而萌动的原始欲望都是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更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呐喊。莫言在谈到《红高粱家族》时说，“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传奇对于事实可能夸大，但也是一种脱离功利目的的纯朴的想象，最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和民间的真相。“历史”则是一种语言叙述，常因叙述者的不同立场而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因此它与真实的历史可能距离更远。莫言对知识分子笔下“伪民间”的警惕及对平民传奇的不断书写应当都与上述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明确这一点，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硬将莫言的写作与新历史主义混在一起，莫言自己对此的“惶惶不安”也不再难以理解。
平民文学观的当代意义
莫言放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姿态而还原成百姓，提倡平民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不断收获，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来说既是莫大的惊喜，也是有益的启示。
首先，“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平民文学观是当代作家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精英幻觉的破除和对文坛浮躁之风的矫正。莫言说：“我的策略是避开热闹的地方，回到民间、回到传统、回到边缘地带。”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与无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广大民间一直处于冷清的边缘地带，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蕴含着无限生机、活力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的民间社会，它既是民族文化的渊薮，也是民族精神的土壤，同时往往还见证了民族变迁的历史。莫言不仅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表现，展示了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而且以“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响亮口号张扬之、鼓动之，真正体现了一个具有长远目光的中国作家对平民社会、民族精神以及民间智慧的充分尊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心价值体系的解体，当代文学在表面的热闹繁荣之后，已经透露出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一方面，浅薄、浮躁、媚俗正在成为创作领域不容忽视的倾向；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在外国各种文学思潮的追赶下，不停地喘息，文学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为追赶潮流，追赶“后现代”，许多作家不断走向对自我的抒写，乃至对个人欲望的毫无节制的表达。如被媒体不断炒作的“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以及对自我情绪的近乎变态的流露等等，都是这种时尚、潮流的集中体现。这些创作无法顾及现实中平民的生活，更缺少对平民群体的关怀与思考，而人类意识等以往作为作家的精神高标则弃之如敝屣，这完全丧失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民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莫言认为，当今文学一方面应从精神贵族式的自我迷恋及人的低级本能的放纵中挣扎出来，另一方面也要摆脱政治工具论的平民意识，扎根民间，充分吸取民间文化的滋养，并以感同身受的平民体验和平民叙述拓展文学的境界，使文学在广阔的民间地带、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的洗礼下走向人类。在经济全球化，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也在逐渐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提醒并非多余。我想这也许就是莫言一再强调“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平民文学观的问题意识及其文化取向。
其次，莫言的平民文学观相比文学史上以往的平民文学观更为彻底，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它不仅突破了以往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描写平民生活、揭示平民性格的平民文学观的局限，完成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本体论的平民文学的理论建构，而且还以自身特有的创作实践深入到了平民文学的内在结构，总结出了以平民视角、平民语言和平民故事等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大体可行的平民文学的创作规律，从而完成了对平民文学的审美建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恐怕并不多见。因此莫言的平民文学观的提出，无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左其福，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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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王金胜.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J]. 文艺争鸣，2004，(6).
[7] 莫言.一碗羊肉烩面与５万元红包[J].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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