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杨荫深俗文学观的历史透视
作者：周忠元
摘 要：学者杨荫深在20世纪的俗文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历史地透视他的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到从《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到《中国俗文学概论》再到《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等作品中体现出的俗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俗文学研究前行的一个轨辙，甚或是一个缩影。
20世纪的中国俗文学研究有一个从现代转型到学科确立、繁荣、萧条再到重生的历史流变过程。经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提倡和梳理，俗文学成为20世纪最富有活力的学科之一。这中间，作为俗文学研究学者的杨荫深做出了很大贡献。梳理杨荫深俗文学观念不断更新发展的逻辑进程，可以其代表性作品《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中国俗文学概论》和《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为标志，将其俗文学观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本文试图结合20世纪俗文学观念的整体逻辑发展进程对杨荫深俗文学观作一历史透视，以期由个别而窥一般。
一、“走向民间”潮流中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
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文学结构遭到了彻底颠覆，俗文学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世纪20年代的民间文学、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一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这样一种特定文化环境和人文背景下，俗文学研究走向平民，走向启蒙，甚而走向“民间崇拜”。这一学术风向的转变彻底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俗文学、对民众的根本态度。他们认为，公正合理地认识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价值，是重新估价中国文化整体面貌的关键。因此，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俗文学研究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追求“平民效应”，“民间文学视野内的俗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俗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向。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亦在此大潮中应运而生，并深深打上了“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化”的烙印。
在该书《引言》中作者交代了写作对象和目的：“像这种歌谣、谜语、时调、笑话、传说、神话……无论在现在，在过去，在将来，都是这样广泛地流传着。这便是我们所要说的‘民间文学’了。”“中国年来虽也有人提倡研究，然而是不经久，到现在又像云散烟消了。而且关于这种研究的书籍，现在也很少见，——虽有，不过是些民间文学的搜集而已。现在我不揣冒昧，写了这一本小册子，为研究此项文学的人们作一参考。”①从交待的写作目的和全书体例来看，作者有意撰写一部中国民间文学的概论书，有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俯瞰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因此也就造就了本书浓厚的学科体系色彩。
此前，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与徐蔚南的《民间文学》等论著都套用国外理论，将民间文学分为故事、有韵的歌谣和小曲、片断的材料三大类。②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一书中，杨荫深先生在研究对象的特性以及分类等问题上，并没有一味地盲从前人的观点，而是充分考虑了中国民间文学自身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故事（神话、传说、趣话、寓言）、歌谣（童谣、山歌、时调、谜语）、唱本（唱词、唱曲）。在这中间，所谓“唱词”，包括宝卷、弹词、鼓曲等，实际是指讲唱文学，而“唱曲”，主要指滩簧等地方戏。作者强调，在寓言、唱词这些门类中，有许多文人的介入，比较“中性”，但仍列入，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文人所看重的，而民众却喜欢。③在笔者看来，如此分类更能彰显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性和积淀性特征，这样的分类包含了更多俗文学的观念因素。这既体现出杨荫深本土化俗文学学术理念的独特，也表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俗文学、民间文学极强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判别意识。
在对民间文学与文学（作家文学）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杨荫深显得较为辩证。从学理的层面，他提出“民间文学与文学，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文学有许多地方正是靠着民间文学的”④。“民间文学可以说是文人文学的先进，文人文学是跟着民间文学而来的”⑤。同时，他又提出，“民间文学是旁进的，不是由它自己演进自己，乃是由它受了文人文学的影响而纵横二方面演进的，所以是旁进的。”⑥结论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在文学史上是相等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存在性质和形式上的差别：即1.“口述的与写述的”；2.“群众的与个人的”；3.“平民的与贵族的”；4.“自然的与雕饰的”，“我们现在所要的文学是属于群众的”⑦。这样一种文学观完全推翻了以高雅文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但也没有矫枉过正地将民间文学、俗文学推上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是理性客观地进行辨析，得出相得益彰的公允结论。如此声音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民间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学术环境中显得颇为冷弱而积极。
结论中，作者认为，以前民间文学不受重视，如今是艺术为人生的时代，民间文学正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我们应该利用它来进行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⑧。杨荫深在创作这部著作时的出发点就是为新文学运动建设服务的，它应合了时代需求，从而也烙上了时代烙印。总体来说，《中国民间文学概说》标志着杨荫深初期的俗文学研究轨迹，只是因为时势原因，此时期的俗文学观念涂抹了太多“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化”的色彩。
二、俗文学学科确立中的《中国俗文学概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开始注重俗文学学科建设的探讨，相应的学科理念也不断在研究者著书立说中逐渐丰富和发展。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构建了俗文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俗文学学科正式确立，它彰显出俗文学价值是不依赖正统文学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它自成体系，自有渊源。俗文学研究在正本清源中摆脱了对民间文学的依附，俗文学研究有了学科归属感和依托感。
1946年，杨荫深出版了《中国俗文学概论》，该书在承续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同时，标志着随俗文学学科确立，中国第一本俗文学基础理论专著诞生了。全书包括“绪论”、“谣谚”、“民歌”、“俗曲”、“话本”、“章回小说”、“杂剧与院本”、“戏文传奇唱曲”、“元杂剧与南杂剧”、“皮黄戏”、“地方戏”、“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相声”，共十七章。按其“先详其由来，次则明其体例”⑨的写作策略，作者对各种俗文学门类按定义、分类、来源及体例的顺序分别阐述，郑著中没有涉及的小说、戏曲也做了重点论述。作为俗文学概论性质的书，它虽受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影响很深，但显得更全面和系统。
首先值得我们思索和玩味的是，此时期郑振铎和杨荫深二人对待俗文学的态度。细读二书，我们会发现二人在俗文学概念界定上是将民间文学包含于俗文学范畴之中的。郑振铎将俗文学界定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⑩。杨荫深则将俗文学定义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俗文学又是平民的文学，……俗文学又是白话的文学”{11}。但是，在他们著作的内容、体例中二人都将民间文学特征明显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弃置不顾，只选择了具有文本形态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那些被抛弃的又恰恰是为大众所接受的狭义的民间文学文体。这种俗文学概念、特质界定时造成的“民间文学的特征性”与选用材料的“非民间文学的倾向性”形成的矛盾编著现象，常为后人所指诟。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郑、杨二人的潜意识中对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性质、对象、领域上还是有着一定区分的。这在《中国俗文学概论》的自序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专书还只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而并没有提及到此前有关以“民间文学”命名的诸多著作，也就是说此前的有关民间文学著作与今天的俗文学研究理应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对象。可惜的是，类似观念的思考因为50年代的特殊环境而没有得以很好地延续，于是俗文学研究也在那个特殊年月中被后起的民间文学所取代。从学术背景上看，《中国俗文学概论》对民间文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舍弃，明显折射出俗文学研究对象主体随文化潮流的更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即由20－30年代民间文学转到40年代以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主。这与整个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趋向是相吻合的，40年代出现的“港”、“沪”、“京”字号《俗文学周刊》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同样以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为主。此时的俗文学研究已经摆脱了“民间崇拜”的政治热情，步入自觉的学术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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