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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君奭》与后代书牍散文
作者：朱 岩
关于书牍的产生，《文心雕龙》云：“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①刘勰认为书牍由公文书信产生，并说上古政务不多，使用书信机率小，只有少量尺牍文章，而春秋时代，由于诸侯往来密切，书信应时所需，随之发达，春秋时期我国产生了较多的书牍文。
产生的原因容易确定，但关于“书牍”之最初文献，历来众说纷纭，看法很不一致。
梁萧统编《文选》，列出的38类文体中，专列出“书”类，即书牍类作品，但由于六经不在《文选》挑选之列，并且萧氏特别注重文章的藻饰，故首篇书牍类作品定为汉代李陵的《答苏武书》。清代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皆将《尚书·君奭》篇作为书牍类作品的始祖。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的门径。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采集文章，“书说类”首选即《君奭》。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主时，当委质为臣，则入奏议，其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篇。”②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的做法如同姚鼐，他说：“书牍类，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③由此可见，《君奭》篇是两家一致认同的书牍最初文献，但未详述其由。
时至当代，褚斌杰先生认为，现存最早书牍散文是《左传》之《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范宣书》④。赵树功认为，“尺牍的源头，暂不可考。现代意义的私家往来尺牍，起于战国，盛于秦之后。”⑤
我们认为，仅从传世文献角度考虑，《尚书·君奭》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书牍体散文。《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君奭》出于《尚书》，言其“最早”，自当成理。更为关键的是，后代书牍类散文的一些重要特征已经在《君奭》中有明显体现。
1.言语对象单一
单一的言语对象是书信的特点，当然也就成为书牍类散文的特点。后代我们耳熟能详的书牍类散文，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景宏《答谢中书书》、丘迟《与陈伯之书》、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等等，仅从篇名即可知其言语对象的单一与明确。《君奭》也是这种情况。
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君奭》作于周公摄政时期。西周初年，东方各国的叛乱平定以后，国势趋强。然而，天命之说开始滋长，周王子孙受到影响，惰于政事。召公认为这种思想妨碍周政权的强盛，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命运，因此首先站出来反对执命之说。与此同时，周公相成王，权高位重，管叔蔡叔有“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谣言，召公亦对周公心有所疑。《君奭》正是周公针对上述两种情况给召公的答辞，故而全文有明确的言语指向。这一点与《尚书·周书》里的其他诰辞很不一样，如《大诰》《酒诰》《梓材》等皆为告诸侯国国君、大臣和臣民百姓，《君奭》却是对召公一人所言。再者，周成王时，周公与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的地方归周公管理，陕以西的地方归召公管理。二人并不在一地处理国政。尽管我们不能确认周公答复召公是当面陈述还是凭书而传，但史官记录的这篇诰词带有明显的“书”的性质这一事实不容否认。召公名奭，故周公在“奭”前加一“君”字，即有尊重之意，这也与后代的尺牍散文繁用敬称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君奭》尽管还不具备书信的全部格式，但从文章言语对象、称呼等角度考虑，将其看做书信是言之有理的。
2.因事而发与思想交流
书牍类散文产生于实用性很强的公文书信，所谓实用性即以“书”传“事”，故书牍类散文从开始就具备了“因事而发”的重要特征。另外，时至西汉，书牍内容已经从政治领域跨越到私人交谊，“传事”之外，更增加了“交流思想”为书牍作品的特征。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皆由一系列事件引发而论述成文，作者在文中与对方互通思想，谋求理解或相知。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召公号召反对执命之说与召公对周公心存疑虑，是周公作《君奭》的重要原因，故而《君奭》本属“因事而发”。周公的目的就是通过《君奭》与召公进行思想交流以期谋求周王室的更好发展。
书牍“因事而发”与重思想交流的特点，要求书牍作品必须把事说清，把理说明。故而，后代书牍作品十分讲究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最早对尺牍作出评论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这样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氏此处的“书”指“书记”，即书信（“记”指笺记，也是书信的一种），为当时文体名称。曹丕在此文中，第一次把书记与奏议、铭诔、诗赋等文体并列，不但对尺牍作品地位进行了明确，也对其提出了写作要求。曹氏的这个“理”有两层涵义：一指言之有物，即要有交流的思想；二为言有文理，即要有严密的逻辑。后代的书牍散文无不遵循这一规范，例如著名的《与陈伯之书》，丘迟在文中与陈伯之交流思想时，晓之以理，示之以势，引经据典，环环相扣，鞭辟入里，步步紧逼，成为千年传诵不衰的名篇。《尚书·君奭》在这方面并不逊色。
周公在《君奭》中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道理：一是“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⑥（不知道天命难得，也不懂得上帝不能全信，就会失去天命），二是“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除了我们二人，您君奭还有志同道合的人吗？……希望您能够敬重贤德，提拔杰出的人才，并帮助我们的后人去承受它）。周公将欲言之理分三个步骤娓娓道来，首先旗帜鲜明地赞同召公非命之说，表示自己也不信天命。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表示二人的立场是一致的，谦抑中为下面的论述说服工作打下了基础；其次广征博引，以成汤得到贤臣伊尹，太甲得到贤臣保衡，太戊得到贤臣伊陟、臣扈和巫成，武丁得到贤臣甘盘为例说明辅臣的重要作用；最后以虚心感之，以大业激之，鼓励召公继续同心同德辅助成王，并表示愿与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事业。综观全文，中心极为明确：支持召公观点，解除召公疑虑；说理极为透彻：言之有据，层层深入。
3.诚挚的个人感情表露
魏晋南北朝，“魏晋文人的自觉，推动了文体的自觉。”⑦书牍类作品俨然成为文学新门类，且名家作品倍增，内容和形式皆有长足进步，成为中国书牍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对书牍文章作过较为完备的评论，他在详列“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嵇康《绝交》，赵至《叙离》”等等书牍名篇之后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⑧意为书牍这类文章，最根本的是表达思想，并用以散发心中郁结，寄托个人志向，能够在心里话的相互酬答中舒畅心气、宽释心怀。刘勰所云，较曹丕前进了一大步，在重“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重“情”的因素，书牍作品需情理兼备、情理相通、情理互动，方能“万古声荐、千里应拔”。个人情感的表露由此成为后代衡量尺牍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回溯《君奭》，我们已经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文章中个人情感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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