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车夫形象“高大”吗？

作者：李定春

　　 小说展示了“我”感受到这种心理落差的全过程：在“事故”发生之初，“我”自以为比别人看得清楚透彻：老女人是装腔作势、咎由自取；车夫是“多事”、“自己惹出是非”。然而，“我”却始终被冷落，根本没被当回事：车夫不理会“我”的意见，老女人始终瞧都没瞧“我”一眼，而巡警处理事故也不咨询“我”的看法……“我”到这时才猛然发现：“我”在事件中原来是如此的不值一顾！这使“我”顿悟在自我形象定位和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我”自视甚高，而别人却对自己不屑一顾。由此“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导致了内心自我形象定位的被怀疑和遭轰毁。因为内心形象定位就是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必然要在两个层面上才能最终形成和巩固：一方面是自我心理投射层面；另一方面，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层面，亦即探讨人的归属问题。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自我只存在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⑧“我”的自视甚高纯粹是“自我心理投射层面”上的基于自身的“自我”，没有他者的认同，找不到归属感，“我”原本就是虚像没经确证的自我认同必然被怀疑和遭轰毁。
　　 不仅如此，在“小事”中，“我”对他人的形象定位也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如前所述，“事故”之初我自认为识见高人一等，然而处理“事故”时，车夫没有听取“我”的意见，而是把事故交与权威机构去裁决，这本来极为正常的处理“事故”的做法，但是在“我”眼里，却成了极其崇高的行为。这时的“我”定然会觉得车夫“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 须仰视才见”。因为此时车夫的形象在“我”眼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仅不再是一个“昏蛋”，而且不是一个“常人”了——成了一个以善对恶、以德报怨的“高大如神”之人。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它使“我”对他人的形象定位也坍塌了。
　　 这样一来，“我”霎时遭受到双重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是感受到自己并不高大，别人对自己不屑一顾；一是感受到他人并不“渺小”。这种感受来得太迅猛、太强烈，在心理上的感觉无异于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 刹时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 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 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异样”的感觉，就是内心大翻转的瞬间心理感受。此时“我”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都塌毁了，陷于了没有“自我”的精神虚空状态：“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没有“自我”的虚空只能是暂时的心理状态，“我”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找回“自我”，下面的行为正好透露了“我”急切找回“自我”的内心冲动。在听完巡警的话后：“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很清楚，这一大把铜元隐有“奖励”和“裁判”车夫的意思——这又把自己居于了表扬者和裁判的高人一等的位置——那个高看自己的“自我”挣扎着要回来，但是“我”马上对此进行了反思：“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在此，“我”开始了对“事故”本身的反思。“以前的事”指掏钱前的事，“姑且搁起”并非不去想，而是有待于更深的反思，单就掏钱行为，“我”反思的结果就是既不能“奖励”车夫，也不能“裁判”车夫，“我”实在不明白自己掏钱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回答自己。”这里，透露“我”对车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车夫在“我”心目中不再“高大”。原因很简单，假如“我”还认为车夫“高大”的话，当然能够“奖励”和“裁判”他——即使不对巡警言说，也能够在内心作出裁决。“我”彻底否定了内心的这两种冲动，根本的原因是“我”对“事故”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它并非如“我”当初所想的责任全在老女人，车夫也许有责任。这样，车夫的行为就是常人行为，车夫的形象就回到了常态。而“我”也由此认识到自己思想眼光的极端主观和片面：“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就隐含有“真是不敢想啊！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的意思。如此一来，掏钱的行为失去了“奖励”和“裁判”的理由，成了纯粹的下意识里的找回“旧我”的行为，但行为动机马上被“我”反思和怀疑了。如此看来，“一件小事”的确“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了。
　　 “旧我”坍塌了，“我”必定要对“自我”重新定位。此后，“我”一直没有停止构建“新我”的努力：“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小事”后两年来“我”一直在竭力构建新的“自我”：“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等就是明证。“几年来的文治武力”“我”都忘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新我”虽然没有在“文治武力”中建构起来，但在“小事”的不断提醒下，“我”不停地“惭愧”和不断地“自新”……这是一个挣扎着要建构“新我”的交织着痛苦、勇气和希望的灵魂。
　　
　　 综上所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只是“我”的瞬间“感觉”，这种“感觉”源于“我”对他认识上的巨大落差，由开始看不起他到视他为“高大如神”之人，但在“我”对“事故”的反思中，车夫的行为及其形象在“我”眼里都恢复了常态，“我”也由此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武断。
　　 如前所论，“车夫形象高大”是《一件小事》的推崇者和否定者的共同出发点，既然文本中车夫的形象并不“高大”，对作品的推崇和否定就都失去了言说的基础，那么，《一件小事》又该如何重新评析呢？对此，笔者拟撰专文论述。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科研课题“文学主体学与现代小说叙事学研究”（编号：04C62）。
　　 作者简介：李定春（1971-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① 参看李煜昆编著：《〈一件小事〉研究述评》，《鲁迅小说研究述评》，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第344页。
　　②⑤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第200页。
　　③⑥ 靖辉：《怎样看待〈一件小事〉——兼与李靖国先生商榷》，《名作欣赏》，1999，第4期。
　　④ 刘中树：《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的创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第5期。
　　⑦ 参看刘祥安：《话语的真实与现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⑧ 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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