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
作者：董玉芝
摘 要：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叙写视角，来关注和审视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生存困境。本文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解读小说《生死场》中所表现的女性的悲剧命运。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入中国，为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它通常采用带有解构意味的分析方法，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性，从性别角度评价文学作品，涉及到叙事者主体位置与笔下人物关系，以及叙事者在叙述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角度、方式等。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其小说《生死场》，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如果立意从性别角度切入对萧红作品《生死场》展开思考，分析萧红作品女性的独特认识，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女性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这样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悲剧。
一、从女性话语的视角，解读女性的生命苦难
“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①。由于男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男性用男性话语解读女性、书写女性，女性也模仿男权话语自我解读、自我书写，从男权文化大门走出去的，是被扭曲了的“男人眼中的女人”和“男人化的女人”。要打破这一文化格局，女性必须“逆流而上”站在女性视角用独特的女性话语进行真正的“自主选择”、“自我照型”，自己撩开隐蔽世界的重重帷幕，展现自己。而这一过程中，女性最先可以依靠和建构的便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身体上的真实感受。法国女权主义者海伦娜·西索提倡“白色墨汁”来写作，“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②。由于处于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写作使妇女超脱自我结构，回到未经男权制文化扭曲的起初的自我。在男权制的文化下，只有这些可以逃脱男性文化，摆脱女性被审美、被想象的“他者”处境，这才是真正的从女性视角来透视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自杀未遂时可怖的身体毁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地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之后遭丈夫的折磨而死，此外，从未出现的女性体验作为书写视角在历史中浮现。金枝是书中从头到尾的人物，也是萧红以她为探讨女性生命本质的个体典型。未婚先孕带来的耻辱与恐惧将金枝逼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非法胎儿的出现犹如暴力疾病等对身体构成了威胁和伤害，怀孕造成的身体畸形使她对身体转而害怕和憎恨起来，进而官能神经都发生了变异，子宫成了滋生“怪物”的温床。“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这一形象深刻地道出了金枝精神上的极度恐慌和绝望。萧红把男人无从理解的女性特有的身体感受写进了作品。乡村被日军占领后，金枝背井离乡到哈尔滨谋生，“为着钱，为着生活，她小心地跟了一个单身汉去他的房舍”。软弱无助的女人最终倒在男人的怀中，“她无助的嘶狂着，圆眼睛望一望锁住的门不能自开，她不能逃走，事情必然要发生”。遭到异性强暴后金枝受到的创伤在文中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昏迷，心脏落进污水沟似的，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女性在遭受异性强暴的事件中作为主体浮出文本，她不再作为无声无息、喑哑的“他者”隐匿于历史深处，她的生命，她的声音，从历史叙事中的那个“无”显现出来。“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的控诉是基于女性主体对男权世界的强烈批判。女性视角使金枝这一躯体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打造了女性鲜活的肉身和独有的精神。这每一丝情感上的律动成就了她作为女性的真实存在，并以此提炼出属于女性特有的性别体验。她有着为男性触摸不到的心灵哀痛及灵魂上的颤栗。同样涉及到女性遭受强暴这一情节，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形象则言说着另一番意义。她被日本侵略军强暴了，作者却没有对女性身心痛苦的描述，没有女性鲜活的生命感受。“李七嫂的悲剧旨在激发中国抗战的热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去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③同样的情节，男女作家笔下表现的女性内涵却大相径庭。萧军以男子惯有的思维方式将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他者”处境融入作品，并为了现实目的进行利用改造，忽视了女性的生命感受。而萧红则不然,她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体悟她们的生存困境,昭示她们“生的坚强，顽强不息的抗争之路”④。以女性之口发出女性的声音，复活被男性作家屏蔽与扭曲的女性独特性别体验，并以此宣告女性并非男性的影子或反面，与男性一样她也有着自己的身体感觉与情感律动，有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通过以女性话语的视角来观照，恢复女性的主体性，萧红以身体言说的方式不仅提炼出属于女性自我真实的性别体验，而且由此建构了具有女性特征的文学题材，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生命悲剧。
二、从女性情感的绝望，解读女性的爱情悲剧
爱情是让女性闪光的名词，一贯是作家讴歌描写的重点，可在萧红笔下却黯然失色，成了一个沉默的缺席者。作家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的悲剧处境。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在北方农村的落后文化中，神圣的“爱情”被掏空了内涵，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符号，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成为玩弄的对象。在萧红的笔下，黑土地上的女性不是主宰自己的身体，更不是依靠自己的感情而生活着的，金枝和成业婶婶的婚恋就是典型。波伏娃认为，理想的性爱应该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所有瑰宝交相辉映，于是形成一种永远变动的，欣喜若狂的统一。这种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精湛的技巧，而宁可说是基于此时此刻性冲突魔力的灵与肉的相互慷慨给予”⑤。如果说《生死场》里的男人们固然是奴隶，那么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她们生活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她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连她们纯真的恋情也惨遭幻灭。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一次次粗暴地占有；而成业根本就忽视她的身体状况，以及她对怀孕的担忧和她在村里的尴尬等等情绪。金枝即将生育，成业却不管她的死活，在她生育的前夜强行和她做爱。丈夫死后流落街头的金枝，对于女性命运有着最深切的认识。她惧恨日本军，然而，她直接亲身感受到的屈辱却始终是中国男性对她的暴行。“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借金枝之口，萧红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权社会，表达出了被男权社会秩序所放逐的女人的悲剧。《生死场》中那个“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小说中唯一被正面描写的美丽女性，也未能逃脱这种悲剧。从一出场她就退去了美丽的光彩，患上了瘫病，整整一年“坐在炕的当心”“没能倒下睡过”，每夜她都发出“惨厉的哭声”和哼声，开始得病时，丈夫还曾经为她四处治过病，但后来连一口水都不给她喝，并抽走她的被子，用砖头让她依着，她像一只被厌弃的“患病的猫儿，孤独而又绝望”，“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下体已经腐烂生蛆，并被排泄物淹浸着，她的身体“将变成小虫的洞穴”，当她照着镜子，“悲痛沁人心魂的大哭起来。但面孔上不见一点泪珠，仿佛是猫忽然被碾轨，她难忍的声音……开始低嘎”。当这个曾经美丽温柔的女人，失去了作为工具的价值之后，丈夫再也不理睬她，并时常打骂她，就如同丢弃在垃圾堆上的病猫，成为连动物都不如的废弃物。作者通过对月英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生存意义就是男人的工具和奴隶，表达了作者对男权社会的绝望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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