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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亡者”的心灵图景
作者：顾巧云
值得警醒的是，暴力也不只是在“文革”中才发生过，它“一千年也扭过脸来——看”。谢有顺曾有这样的感言，“再也没有暴力这个词更能概括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现实了。回望中国的历史，无边无际的苦难，以及对权力没完没了的渴望，可以说，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它藏掖在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褶皱中，不知将在何时消亡。而诗歌的可贵性正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史蒂文森），亦即诗歌以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来抵御现实生活的简单粗暴和外部世界的压力，多多的诗歌让我们领悟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七八十年代的诗歌充满了锋利的语言和躁动的节奏。
荒谬/恐惧
《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让我们看到了暴力和死亡，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的荒谬。加缪认为荒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比较中的一方，而是产生于比较的两方的“遭遇”时，“荒谬既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是在它们两者的面前。目前荒谬是唯一维系它们的东西”。“人们希望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希望世界合乎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生却是无意义的，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在人们面前，死亡正等待着他们，根本没有充满希望的明天。所谓荒谬即来源于这种矛盾和冲突。”“文革”正是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一切原先的秩序都被打破，人无所依靠，可以肯定的只有死亡。
而孩子总是最容易也最先成为暴力的牺牲品，死亡成了他们成长中最大的威胁，一种恐惧感时时攫住他们幼小的心灵。“说母亲往火中投着木炭/就是投着孩子”（《笨女儿》，1988），“春天，才像铃那样咬着他的心/类似孩子的头沉到井底的声音/类似滚开的火上煮着一个孩子”（《北方闲置的田野有张犁让我疼痛》，1983），“多情人流泪的时刻——我注意到/风暴掀起大地的四角/大地有着被吃掉最后一个孩子的寂静”（《北方的海》，1984），在《噢怕，我怕》（1983）一诗中这种恐惧达到了极点。
刘小枫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说，“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又开始学会怕。怕什么呢？”刘小枫所说的“怕”是对永恒神圣的天父的羞涩和虔诚，当然，这里的“怕”与这种羞涩和虔诚无关，而是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也即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里的“夜”和具有荒诞意味的“漆黑的奶”都是黑暗的象征，这种黑暗没有思想，没有梦幻，无止无尽，孤寂无助。“我”亦即“你”深处其中，无处可逃，只能面对自身的孤寂无援，直至“肉芽在同一张脸上迅速生长”，这是一个虚幻的、恶心的、恐怖的潜意识里的意象，使自我面对黑暗时的恐怖心理得以形象地呈现。诗中，怕的另一个对象就是死亡。从打碎的窗子里拔出一颗玻璃渣的头，还有两只可憎的手卡在棺盖外，死亡以其荒诞、恐怖的形式出场，这种怪诞的场景似乎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多多具有使平凡的事物变形并闪耀诗性光辉的能力。诗的结尾让人疑惑，为什么我不再害怕，也许是看惯了过多的流血和死亡，面对别人、甚至自己的疼痛已经麻木了吧，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在多多的许多诗中，如《登高》《火光深处》《北方的声音》《北方的夜》《哑孩子》《笨女儿》《他们》《在一起》《它们——纪念西尔维亚·普拉斯》等等，我们还可以读出孤独、厌倦、绝望的心理。但是，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结构先天性的相异，多多很难说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主义者。刘小枫认为，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源于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理性精神和基督精神，即使是西方现代派的反叛，也是在此背景上的反叛。西方人本主义从来就没有与神本主义断过内在联系。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所谓虚无和荒诞。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伦理主义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从来就没有过上帝，因此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同依然只是驻足于形式方面，而没有内容上的关照。他认为在“四五”代群中（即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生长，70至80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虽然曾经信奉的“伪理想主义”早已在怀疑中破灭，但是这一代人中仍有人相信，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仍有美好的、值得珍惜的、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精神品质，而不是意义话语。因此，多多的诗虽然颓废却纯洁，虽然冷峻却仍然有温暖的品质存在：“多情人流泪的时刻——我注意到/风暴掀起大地的四角/大地有着被狼吃掉最后一个孩子后的寂静//但是从一只高高升起的大篮子中/我看到所有爱过我的人们/是这样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搂在一起……”（《北方的海》，1984）
三、寻找通往“父亲”的路
因为与现实的不和解，多多的诗常给人带来一种内心的极度紧张感，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多诗中的紧张感少了，而多了一种厚重的忧伤，以及洞悉世事之后的宁静。这和多多1989年出国后的经历不无关系，能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来看待自己的个人存在，逐渐意识到自己和传统血缘的深刻关系，由早年的“弑父者”转变为一个“寻父者”，“穿着铁鞋寻找出生的迹象/然后接着挖——通往父亲的路……”（《通往父亲的路》）其实，正如博尔赫斯所言，“父亲”从来就没有死，只不过被我们遗忘而已，他总会回来的：
“黄昏突然变得明澈……/庭院不复存在。雨的傍晚/带回了那个声音，我父亲的亲切的声音/他现在回家来了。他从没有死。
于是，我们读到多多这样的诗《我读着》：“像一个白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诗中，“马”和“父亲”处于一种彼此打开又彼此发现的互指关系中，因此，父亲将我重新置于马匹中，意味着我和父亲的同一个人生。多多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我被牵着，向/桦树皮保留的一个完整的人形——扑去/父亲，另一个人生在开始。//父亲，那是同一个人生”（《授》）。但是，《我读着》中存在着一个异域的背景——“伦敦”，拉开了“我”读“父亲”的距离，这也昭示出主体置身于现代世界所遭遇到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精神困境。
多多诗中的“父亲”不只意味着血缘上的生命传承，也可解读为一种文化和传统的规劝力量，这在《四合院》（1999）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在膝头/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诗中“晚秋时节，故人故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石马”“枝上的樱桃”“月满床头”“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等古典意象的存在使整首诗带有了一股浓浓的“老味儿”，“四合院”明显寄托了诗人的家国之思和文化乡愁，构成了对传统的回望姿态。
对于多多的创作，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是他与外国诗歌的联系，比如波德莱尔、茨维塔耶娃、西尔维亚·普拉斯等人给他的影响。其实，多多也曾强调过对历史的横向传承，他说自己在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中国的古诗词，“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的准备。对诗人来说，许多前期准备都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这种古典文化的气息在多多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中越来越浓厚。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歌建构中的传统是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的传统，是受到“现代性”洗礼的传统。诗中“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一阵扣错衣襟的冷”、“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等富有张力的现代意象和语言又在提醒着我们对传统的现代性观照。因此，现代背景下对传统的张望再也不可能回到传统本身，“四合院”中的宁静也含有了些微的惆怅。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顾巧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格非与北村的通信．文学角[J]．1989年第2期．
[2]宋海泉．诗探索[J]．1994年第4期．
[3]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 1987．204．
[4]张清华．中国社会科学[J]．1996年第7期．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86．
[6]谢有顺．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38．
[7]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87．
[8]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7．
[9]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53．
[10]转引自王家新．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79．
[11]多多．我主张“借尸还魂”[N]．《新京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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