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博斯普鲁斯大桥的两端

作者：梁　晴

　　 白色城堡在叙述者“我”的眼中，是个“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匿名身份，一个全然独立于他者的自我身份。然而如克斯·赫切斯所言，白色城堡“在个体对自我理解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代表的是人类行为无法企及的境地”。没有人可以彻底脱离他者的影响而存在，绝对纯粹的自我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土耳其过激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大部分人在面对奥斯曼文化和西方文明时，无所适从。但如帕慕克这样的有识之士，则强烈反对东方国家把自己的灵魂让位给全盘西化的改革计划。他大力主张伊斯坦布尔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中，固守自己作为桥梁的沟通作用。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帕慕克，这位当代土耳其社会的批评家，对古老文化遗产的古今意义之争，可谓贡献巨大。帕慕克评论《白色城堡》中奥斯曼霍加和他的欧洲奴隶是由一种“暴力、憎恨，以及激烈的施虐受虐心理”连结起来，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对对方的真心认同。帕慕克笔下的这两位人物在文化构建中，是受到一种需要的驱使，这种需要敦促双方从对方，即“他者”的身上寻找到自己所缺失的东西，从而促成自我的完整合一。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帕慕克却认为“东方不应该固囿于东方，西方也不应该固囿于西方”。他甚至指出文学也应该综合东方和西方的元素，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第三方声音”。可以断定，当帕慕克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从窗户远眺博斯普鲁斯大桥时，他肯定坚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文化交流和构建新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彼此影响和改变对方。明了这一点，土耳其人在面对古老东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时，就不再因为孰是孰非的选择而做出顾此失彼的决定。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梁晴，讲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Schwartz，Lynne Sharon. Review.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Book. New Leader 84.5，2001.
　　[2] Innes, Charlotte. Istanbul Expressed. Rev. of the Black Book, by Orhan Pamuk. Nation 260.12，1995.
　　[3] Freely, Maureen. My Name is Red. Rev. of My Name is Red, by Orhan Pamuk. New Statesman, August, 2001
　　[4] 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6] Fuss, Diana. Identification Paper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5.
　　[7]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8] Hitchins, Keith. World Literature in Review:Turkish.”Rev. of The White Castle, by Orhan Pamuk.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5.4, Autumn, 1991.
　　[9] Pamuk，Orhan. Oteki Renkler. Istanbul: tletisi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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