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关于小说理想形态的几个问题
作者：梁 平
摘 要：多元化的格局容易造成小说创作的盲目与浮躁，前者带来小说基本方向的不明确，后者无法形成对小说进行最高本质的认识和追求，以致目前的小说创作给人一种表面繁荣而整体质量不高的观感。本文从四个方面指出小说理想形态必备的因素，以求对小说的本质有更本真的认识。
文学包括小说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学特别是小说并未就此消亡也是事实，并且还出现了较之先前更为热闹的场景。面对小说多元化的格局，人们的普遍态度是为之称好，仿佛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希望就在其中。但是，多元化的格局也容易造成小说创作的盲目与浮躁，前者带来小说基本方向的不明确，后者无法形成对小说进行最高本质的认识和追求，以致目前的小说创作给人一种表面繁荣而整体质量不高的观感。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尚未摆脱旧有的文学观念和阅读习惯，作家自身对小说的认识也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某些思考。
一、诗意与虚构
说到小说的特征，人们马上会想到关于小说的传统定义及三要素。这固然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基本质素，但也仅仅言明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及外部形态，还不足以说明小说的本质特征。与其他事物一样，小说这种文体也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在这个过程里，其外部形态可以变动不居，其基本要素也不必样样俱全，甚至可以被切割、被淡化。可以说，小说的任何具体形态甚至包括所谓三要素，都是小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中呈现出来的具有时代限制的基本特征，到了另外的时代，它们必然会有所变化。因此，我们所谈论所研究的小说一般是指小说的当前形态，并把它作为小说的当然形态而纠缠于它琐屑的内部分析。这种不具历史眼光的小说态度其实无助于人们对小说进行更本质更内在的认识，当然也就无助于小说作者切实提高创作质量。只把小说当作小说来写，终归是写不出一流小说的，因为他的观念意识没有超越狭隘的小说本身，所以其小说也就不具超越品格，不能带给人们超出现实生活以外的启示。那么，小说的本质特征以及作家应有的艺术修为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诗意。现在的小说作者，大都只知小说之为小说的常识性章法，很少考虑小说文体以及其表现对象即现实生活以外的更为根本的一些重大问题，写来写去总是在狭隘的小说内部和形而下的现实生活里转圈子，泥实而愚拙。最好的例证就是小说作者特别是流行作者对诗人及诗歌的蔑视，而不料不懂诗歌缺乏诗意正好是他们创作中的先天不足和致命弱点。曹雪芹堪称一流诗人，遂有史诗般的《红楼梦》。海德格尔说“诗是一切艺术的灵魂”，理所当然，诗意也该是小说的灵魂和内核。综观经典名著，诗意在小说中的体现一般有三个层次：1.直接运用诗歌作品体现诗意；2.在叙述与描写中通过语言的优美及意蕴体现诗意；3.整体上有诗的意味及境界。明乎此，那么诗意是怎么产生的？这问题很复杂，但简单说来，诗就是对现实最深层的体味、发掘和优美化、陌生化，是在否定现实而实现心灵化过程中的产物。诗意飘忽，不可言传，却最符合心灵的需要。其间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写作者必须与表现对象存在着一定的时空距离而最终又与之达于高度的心物合一。即是说诗意是在距离中产生的，整个文学也是这样：距离产生文学。在这种距离中，最终的表现结果因要符合心灵需要所以必然与客观现实产生较大差异，这不同的部分，也就是虚构。小说也是如此，只有在虚构中，现实本身才会得到更透彻的观照，其意义才会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表现。没有虚构也就没有文学。新写实小说和“80”后写作之所以文学隶属度不高，关键就在于缺乏虚构，大面积认同现实，并且仅仅是触及了现实的表象，因而表现结果就显得平面、浅薄。这样的作品也许只是借了小说之名而不具小说的本质特征，因而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它们可能的命运就是自生自灭，最终沉落于历史烟尘之中。
二、从心灵表现社会
长期以来，“文以载道”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扼杀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使得文学跟随时代亦步亦趋又小心翼翼。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现在看来无不具有深重的时代印痕和非文学的陈腐之气，而在当时它们又是多么火热。这些作品何以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属性，一味听命于时代的要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蛊惑。我们从中看不到作家对社会时代的个人化理解，更难看到作家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意识，往往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有所改观。这种改观在理论上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他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①这是新时期文学回归本位并呈多元发展格局的最高理论支撑。但是，观念的转变是极其艰难而漫长的，即使到了现在，上述观念也并未得到全面肃清。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要求小说一律应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把社会意义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并对社会意义作了最狭窄的理解，这其实是载道观念和文学服务意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别样表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逻辑意义之外还应有丰富的肌质意义。吴炫先生强调“文学的启示”作用，反对文学只给人“思想启发”，提倡作家要对社会现实具有“哲学性理解”，反对观念化写作，是极有见地的，既表达了对文学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也揭示了中国一般作家致命的弱点。“哲学性理解是在突破各种既定观念中使其意味既独特又难以言说，如果一定要用概念去言说，那也是丰富的多种言说，带有不确定性。”②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观念，不要让人心服从社会，而应反过来。前者因不是从心灵出发，因而表现的结果就极有可能是社会的表象甚至假象，也就必然在写作中忘掉对文学的追求而让文学成为他者的工具，后者因为是真心，可以表现出狭隘社会意义之外的很多领域及意味，是真实的，就算依然表现社会意义，但定然是自己真实感觉到的意义而不是人云亦云被社会和流行的思想所同化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心灵化的社会意义才是文学世界最需要的社会意义。作家的基本品质就是特立独行，有与众不同的判断、认识以及思想观念和人生境界。从社会出发最多只能抵达社会，而从人心出发的抵达是无限的。优秀小说需要有抵达无限的努力和品格。
三、先锋本质与先锋姿态
趋优创新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学得以发展的自身需要。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这一角度看也就是一部文学不断创新的历史。文学总是在打破既有的格局中获得发展，那些新发展出的并被后来证明是合理的文学现象及作品，往往在打破旧有格局时显得更决绝更彻底。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先锋文学史。先锋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的先驱现象，“它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③。
“先锋派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④，先锋小说，是对传统小说格局的反叛。当然，我们在具体面对某种反叛时应充分考察它的合理性。合理的会被继承、发扬，不合理的会被淘汰、遗忘。鲁迅小说中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发掘和书写，在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而在“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却是石破天惊的“妄为”，因为此前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而鲁迅不但把小人物作为小说主角，而且写出了他们“永久的悲哀”。我们可以说鲁迅描述的是“小人物”“小生活”，而揭示的却是社会历史及生命的“大悲剧”，“是对传统写法非常自觉的、大胆的突破，带有先锋性质，旧式的阅读习惯还不容易接受”⑤。这种对传统小说的颠覆与改造，让读者不再是隔岸观火而是感同身受，并被后来者广泛继承。而热闹非凡的“身体”写作却不具这样的效应。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只能说是他们的发掘虽然填补了文学表现领域的一个空白，但这个空白本身却是人处于低级形态时徘徊的地带，对它的着力描写和渲染是不具人性深度的，其存在必不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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