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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人物群像与魏晋风度的表达
作者：王立新
摘要：一般认为，《世说新语》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突出表现了当时特殊的士人风貌——“魏晋风度”。笔者认为，违礼、放诞和率真旷达的举止是《世说新语》众多人物群像中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行为趋向，也是后世誉为魏晋风度的整体行为实践的核心。对此，本文试图结合《世说新语》人物群像的描写，加以具体阐释分析。
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以来三百年间士族阶层的逸闻琐事，重点又在东晋一百年间，书中人物大部分是当时的士族名流。
《世说新语》全书出场的人物约计六百二十六人，加上刘孝标注，合计约一千五百余人①，时间跨度从后汉末期（公元2世纪）至东晋末期（公元5世纪初）。纵观《世说新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帝王中有曹操、曹丕、晋武帝、晋明帝、晋简文帝等，丞相有王导、谢安等，大将军有桓温、王敦等，另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权贵富豪、外戚世家、普通隐士之类，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然而，书中的人物虽然数目众多，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异常典型集中，是一个由皇帝、王侯、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贵族世界，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在名士们的日常生活之内。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一般在当时被誉为名士。大都出身豪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生活在一个优雅、敏感的贵族上流社会内是他们的趋同性，他们常常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汉代之齐家治国，期致太平，而复为魏晋之逍遥游放，期风流得意也”②。他们喜爱的是任性、自主、轻松的行为方式，推崇的是从容优游的仪态气度，这即是后人熟悉的以魏晋风度闻名的魏晋知识阶层面貌。
人格气质上的个性主义、自然主义及唯美主义是魏晋名士共同的情感倾向，而对应行为实践则表现为违礼、放诞和率真旷达的举止，这是《世说新语》众多人物群像中体现出的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言行取向，也是他们被后世誉为魏晋风度的整体行为实践的核心。本文试图结合《世说新语》人物群像的描写，对此加以具体阐释分析。
一、违礼举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习惯了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矫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阮籍、刘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任诞》第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第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③。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魏晋名士言行中经常故意违礼而行并以此自持，阮籍本人就对礼法之士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反驳：“礼岂为我辈设也。”④以前奉作金科玉律的礼教规定，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名士们对礼法的蔑视最突出表现是在对待婚丧和日常口舌之辩中。
《任诞》十五：“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第十四条：“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阮咸不顾身份、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门阀制度的时代是相当惊人的举动。翁婿同室，却毫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极端。《世说新语》书中所记叙的温峤成婚，诸葛恢女儿再嫁的经过⑤，也是极典型的例子。
《世说新语》又有《伤逝》一门来专章表现名士们奇特的悼亡方式。
《伤逝》第一条：“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第十五条：“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伤逝》第十条：“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礼教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⑥，从以上例子来看，魏晋时期，名士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其方式的出人意表，其行为的偏离习俗，令人惊异。
另一方面，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很喜欢作语言斗智游戏，他们经常毫不顾忌礼俗地互相调侃。《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过去礼教中要求严格遵守的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等级规范流于戏谑中，甚至连极慎用的名号避讳也可被用作各种调笑之资而不受任何责罚。
《排调》第二条：“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这些言语如果照以前的道德观念来看，可以说极其不敬，不会被容忍。但在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礼法最高体现者和执行者的帝王，对此不仅未加禁止，反而本人也乐于参与这类语言游戏，可以说是变相的鼓励。
过去的道德观还认为，君子不应以己之所长，笑人之所短。然而魏晋名士却常常以此互相取笑为乐。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他“似肉鸭”，支道林唇不掩齿，谢石和王徽之加以调侃，弄得支道林大为光火。后世正统礼法之士对此非常不满，痛斥为：“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⑦，“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⑧。当时的人们常常乐此不疲，视之为极大的精神快乐和高超的智慧表现。
另外，书中记载的一批妇女形象也与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所规定淑女举止明显不同。如书中以谢安夫人为代表的“妒妇”形象以及以谢道蕴为代表的才女形象，她们或明确反击丈夫的无礼需求或公开表示自己对丈夫的鄙薄不满，她们往往见解独到，拥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类妇女群像出现本身即意味着女性对礼教“三从四德”规定的背离，由此也可见当时蔑视、叛离礼法的社会风气影响的普遍、剧烈。
二、放诞举止
放诞举止无疑是名士风度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其集中体现于放诞之风在士族中的盛行和名士们的种种奇特嗜好上。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使他们言行往往带有某种怪诞色彩，他们的名言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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