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储光羲家世探微
作者：杨卫军
一、储光羲家世初探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储氏之宗绪，远绍有妫之裔，“予储氏相传得姓之始有妫之裔，启国青兖，而介弟爰疏采邑实肇储氏。”①据储氏宗谱记载，齐相储子、后汉大伯亦为彼先辈之杰出人物：“余维储氏之先有宗绪，以币交孟子者，齐相也；迨夫泰伯则后汉也。”②“考储氏，肇始于周，作相于齐，彪炳史册而世人知之。”③明凌迪知修《万姓统谱》，称“储，齐储子之后。储子，周孟子、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储大伯，汉谏议大夫。光武遣持节徵鮑永”。储子以币交孟子事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④大伯事则可循《后汉书》（卷五十九）：“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徵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亾，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⑤
综而观之，则储氏谱系之明晰记载实肇始唐代，现存各谱并尊储光羲为“始祖”⑥、“共祖”⑦、“一世祖”⑧，“而原其所自出，则胥以开元进士御史公为祖”⑨。据宗谱所录，参以众本，我们约略可知储光羲郡望山东兖州，里贯润州延陵，娶妻王氏，有子储锷；锷天宝末以功封云阳侯，其后瓜瓞绵绵，簪缨者甚众。但回首先世依然扑朔，在缺乏直接资料的情况下，本文拟通过储光羲诗作中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对以下问题进行进一步考察。
二、父祖是否出任过五品以上官职
唐代官吏有清浊之分，“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⑩，因此在选授官吏时，除了观其德才劳效，“以三类观其异：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德钧以才，才钧以劳，其优者擢而升之，否则量以退焉。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冐，进贤能也。然后据其状以覈之，量其资以拟之”{11}，还格外重视受选者的出身，“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12}考顾况为光羲集作序，以“监察御史储公”{13}相称，参之《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诸本，皆有监察御史仕历。据《旧唐书·职官志》：“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为清官”{14}，可知储光羲出身清流。对于“清流”的概念，史料中并无明确定义，大致可从本人才识、品性及入仕途径等方面观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初，髙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罢之。”{15}注曰：“周兴发身于尚书都事流外官也。”{16}《唐会要》卷五十二：“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为河西节度奉，河西军资储蓄万计，遂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覆之有实。上悦，将与之尚书。中书令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若非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选有德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九龄顿首谢曰：‘臣荒陬贱类，陛下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羞与绛灌齐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耻之。’”{17}元和二年十二月发布敕令：“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18}储光羲以清流出身入仕，可为家世清白之一证。
关于储光羲家世的另一重要线索来自太学。《酬李处士山中见赠》：“厥初游太学，相与极周旋。含采共朝暮，知言同古先。”《太学贻张筠》：“璧池忝门子，俄顷变炎凉。绿竹深虚馆，清流响洞房。”又《贻丁主簿仙芝别》：“兹年不得意，相命游灵台。”句下自注：“同为太学诸生。”可知储光羲曾为太学生。唐代教育制度，国子监分为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就读生徒出身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新唐书·选举志》：国子学生徒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19}；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20}；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21}，“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22}；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五品以下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23}。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论及此点，“律、书、算都是专门之学，这方面的人才在政治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不仅人数少，而且对于家庭出身的等级要求也不高。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有差次，它们与弘文、崇文两馆的生徒，是通和科举入仕的主要学馆，往往品级越高的子弟就更易取得入仕的机会。”{24}储光羲有太学生的经历，是否可据此推断其父祖出任过五品以上官员？有研究者据《新唐书·选举制》“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25}提出歧义，认为储光羲是落第后去太学读书，不受原有条件限制。这就涉及对太学入学制度的理解，尤其是“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的“愿入学者”的理解。上文曾经提及，国子监六学生徒出身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太学之上有国子学，之下有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设若省试不第可直接进入太学，那么对四门学等生徒而言则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而“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26}的条款设定也将毫无意义。其次，就生徒数量而言，牛希济《荐士论》：“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27}据傅先生考证，每年集合于长安的举子总数在两千人以上。如果落第后即可自由进入太学，那么势必与太学生五百人的限额发生极大冲突，很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我们理解“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似乎还是应当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的范围为宜。
唐代的五品官，“在官品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级别，五品与六品有明显的政治地位的差异”{28}。据《旧唐书·李义府传》：“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29}，《旧唐书·职官志》亦有规定：“五品以上，以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授其官，六品以下，量资任定。”{30}唐代三品以上可以荫曾孙，五品以上可以荫孙，五品以下没有恩荫特权，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工作应有相当的助益。
三、家学渊源
储光羲出身于儒学传家的门第，自谓“世业传儒行”（《游茅山五首》），可见其家学渊源与传统氛围。这在储光羲及其后人的身上亦有明显印证。“世业传儒行”的家风辐射到储光羲身上，反映出的一是儒学功底的深厚，二是儒学精神的传承。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称：“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31}宋代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中亦叹道：“唐之储光羲亦有正论之作，此岂非儒家者与？”储光羲文论惜已散佚，但在他的诗集中，我们仍可于不经意的句子间窥见其蕴含的深厚学养。如“北陵散寒鸟，西山照初日。婉娈晋阳京，踟蹰野人室。南轩草间去，后乘林中出。霭霭长路暖，迟迟狭路归。蜉蝣时蔽月，枳棘复伤衣。城上东风起，河边早雁飞。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涯口度新云，山阴留故雪。幸逢耆耋话，馀待亲邻别。总辔出丛薄，歇鞍登峻隅。春源既荡漭，伏战亦睢盱。未获遵平道，徒言信薄夫”（《巩城东庄道中作》）。其中“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常为后世古文学家所引，作为改制之证。“盖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则汉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后时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证博引经传多矣，独未引此耳。又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证。”“夏仲冬，周孟春。……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则又和盘托出。杨升菴曰：‘唐人不辩而自了然。’是也。”{32}至于儒学精神的传承，则突出表现在储光羲对历史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兼济天下”的自觉意识。顾况在《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中称储光羲文赋“虽无云雷之会，意气相感；而扶危拯病，绰有贤达之风”{33}，勾画出其循循儒者的内在形象。在他的诗歌中，心忧黎庶，“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稼穑既殄绝，川泽复枯槁”，“赪霞烧广泽，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语，无地可荫休”一一映入眼帘，中夜难寐，“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中夜起踯躅，思欲献厥谋。”（《效古二首》）看着骄兵悍将，为大唐命运担忧，“四履封元戎，百金酬勇夫。大邦武功爵，固与炎皇殊。”（《观范阳递俘》）马茂元先生称，储光羲此时对安禄山的野心已“洞若观火”{34}。他心忧天下，却有志难伸，明知直道难行，也自叹“直道已三黜”（《安宜园林献高使君》），却不改初衷，“义不游浊水，壮士多苦言”（《采菱曲》），襟怀坦荡，显示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品格。储光羲之孙储溶{35}在光羲逝后，“溯洄千里”{36}寻访顾况，称“恐坠先志”{37}，求为先人诗文集作序。世孙储嗣宗进士及第，诗名素著，擢为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开元七年曰弘文馆，置校书郎。”{38}校书郎的主要职司是“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39}。从他们的行为品质与文学素养，不难看出家学的一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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