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交相辉映中的排斥与贯通
作者：丁 昊
所以从归有光等人载道的古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至情”、“性灵”已经深入骨髓，但依然没有大开大合，纵横驰骋。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并驾齐驱中，有所收敛的依旧是性灵文学。
四、性灵文学大放光芒，载道文学星光暗淡
经过明代中叶深厚的积淀，晚明时期性灵文学的高峰形成了。在与载道文学长期博弈之后，性灵文学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首先，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坛上名声大震，也最为突出。受前辈徐渭的“雅不与时调合”，汤显祖的“至情论”，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公安三袁讲究诗文的任性而发，注重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强调自然的韵趣，而公安派所谓的“性灵”和李贽所说的“童心”一样，都包含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意愿和喜怒哀乐之情。在创作中，袁宏道等人运用清新洁净的笔调，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并鼓励别人无拘无束地享受生活的欢乐，体现了自身独特的个性。这点，在之前封建正统思想占主流的文坛上还不多见。因为载道文学的情感抒发，要求不超越“礼”的范围，而公安派所倡导的情感、欲望、生活却远超越了种种礼教道德的束缚，把性灵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与此同时，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对于此时性灵文学高峰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竟陵派的性灵理论有异于公安派，两派可以说是互相补充，共同把性灵文学在理论层面和创作实践层面加以深化，及至大成。竟陵派一方面对公安派“独抒性灵”加以继承，另一方面在继承中也有所创新和修正补充，其提倡作者要表现自身的“幽情单绪”，这无疑更加重视主体的能动作用，但难免会陷入自闭的主观世界当中，带上了唯心主义的烙印。
如果说明末是性灵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峰，那么当时光飞驰至清代，此时性灵文学的巅峰出现了。清中叶时期的袁枚、沈复和李渔，分别是性灵文学中诗、文、曲的三座巅峰，也是集大成者。
由于受杨万里和袁宏道的影响较深，袁枚论诗倡导“性灵说”，主张诗写“性情”。作为当时的诗坛盟主，袁枚以“性灵说”来对抗当时盛行一时的乾嘉考据之风。这就标志着性灵文学已经不受任何羁绊，自由发展了。作为此时性灵文学的主将，袁枚对性灵文学贡献巨大。他从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诗歌表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以及诗歌的美感功能等几方面建构了性灵文学的美学体系。具体而言，第一，他明确且全面地提出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必须具备真情、个性和诗才。其次，他认为真情才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在情诗缺乏的年代，袁枚对情诗的倡导，无疑具有开天辟地之功。难怪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说：“‘诗缘情’那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第三，袁枚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要善于捕捉灵感，从而描绘出生动、灵活、新颖的艺术形象来。
作为此时诗坛上性灵文学副将的赵翼，论诗的主张基本与袁枚相似，他们两人共同建构了以性灵为中心的诗学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备和成熟的性灵说。
如果说朱自清先生对于袁枚开辟并倡导情诗的贡献是出于褒奖的话，那么沈复对于整个文坛的贡献则比袁枚又进了一大步。在礼教束缚的年代，男女感情不敢过多涉及，即使描写也需较为含蓄和委婉地加以表达。而沈复的自转体小说《浮生六记》直率而又真实地描写了夫妻间的关系和家庭的琐事。“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当中，更是不加掩饰和装点地把自我的感情世界呈现在了读者眼前。真挚的情感，深远的情思，细婉的情趣不仅沁人心脾，更能打动人心，让人回味无穷。这部具有独创意义的自传体小说，不仅使得沈复步入性灵文学的高级殿堂，也成为了性灵文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浮生六记》是去假道学，得真性情的自传体散文的开山鼻祖，后世的性情散文受其影响的不在少数。
沈复的创作，追溯根源，其实受到了同时期的另一位巨匠——李渔的影响。有着不同于一般正统文人的生活的李渔，从性格上讲，虽有孤傲狂放的一面，但毕竟是性情中人。因此在他的戏曲理论与实践创作中，提倡语言的洁净与机趣，不能墨守成规。无论是内容上的“脱窠臼”、“立主脑”，还是形式上的“密针线”、“减头绪”都是他戏曲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实为个人性情不受压制的体现，而在《闲情偶寄》中声容、居室、饮食、器玩等方面的描述更是李渔性情、才情的全方位展示。这些内容不仅表现了满足人生快乐，满足情欲要求的愿望，而且更是洋溢着真实的世俗生活的气息。其实，李渔这样的文学观以及创作实践都缘自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即对“吾心”的推崇。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说道：“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因此他把人的自然本心视为个人对待世间万物的唯一和最高标准。这样的哲学观点便奠定了李渔性灵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至此，崇尚主观心灵的性灵文学分别由袁枚、沈复、李渔在诗、小说、戏曲三个领域推向巅峰，不受载道文学的任何羁绊了。而此时的载道文学，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侠义公案小说中看到些许宣扬忠君爱国等政治教化的影子。
五、文学观念变革中的性灵文学与载道文学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大旗一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一大批作家赋予了性灵文学新的内涵，也客观上宣告了载道文学的死亡。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沈从文、冰心等人都对新时期性灵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另外诸多文学团体对性灵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创造社、湖畔诗社、语丝派、弥洒社等。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赘述以上的作家与文学团体。但在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指引下的这些作家和文学团体，都有一些相同的共性。首先，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他们必然会批判封建正统文学，反对封建正统文学，从文学内容到文学观念再到审美要求，从文学语言到文体形式再到价值取向，进行了全面的鼎新革故，提倡新鲜立诚、平易抒情的写实文学。其次，在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始终贯彻了现代“人”的观念，不断寻求个性解放，抒发主观情怀，表现自我内心的情绪、感受、心境、心态等。再次，在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注重“美”的塑造和抒发，用舒展的笔调，深情款款地讴歌纯美的爱情、友情、亲情等人间情感，从而自然天真地流露出人性的美与善，给人清新的美感享受。当然，五四时期对性灵文学的传承，有对传统性灵的呼应，也有对外来思想（如基督教、博爱等）的接受，内容比较庞杂。但探究其作品内核，庞杂的内容背后有一条主线将这些作家串连了起来。无论是鲁迅抒发内心感受的散文诗《野草》，还是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无论是郁达夫的浪漫抒情派小说，还是冰心“爱的哲学”的问题小说；无论是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还是徐志摩、闻一多为首的新月派诗歌……文本的精神内核均指向了“人”与“美”。这里，值得强调一下的是朱自清先生。其《诗言志辨》功力深厚，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做出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纠正了谬说。在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研究较深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散文体制和风格。“背影秦淮绿，荷塘月色明”简洁地概括了朱自清先生美文的典范之作，同时这些名作之中，也生动抒写了他的禀性、气质、灵感、情思、嗜好、习惯、修养、人生哲学和人生经历，活脱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生命。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朱自清先生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更可以看到他对旧有散文陈式的背离和“意在表现自己”的践行。
综上，新的时代赋予了此时的性灵文学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直至今日，这样的性灵文学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继续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六、结语
最后，笔者对于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还有两点拙见：一、世人在区分性灵与载道文学时，不必陷入二分法之中，因为性灵与载道也有共同、包容、交汇的地方，如《文心雕龙》既有开篇的“原道”“宗经”“征圣”，也有后来的“神思”“风骨”“情采”，刘勰在用儒家经典规范文学理论的同时，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儒家主外，佛教义理主内。再如，载道本身也包含了文人个体对功名的期许，这种期许本身也是心灵自觉的追求。二、世人应辩证看待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的优劣，性灵文学的发展犹如长江黄河奔腾不息。在性灵文学的系列链上，每一环节都不是前一环的重复。因为人的心灵世界广袤如蓝天，辽阔如大海，生生不息，丰富多彩。抒发内心的性情，弘扬真、善、美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一味地强调心性，会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当中去。作为读者来讲，还是应加以辩证看待和全面评价性灵文学。而载道文学在发挥政治、教化作用时，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载道文学中也不乏弘扬真、善、美的情感之作，如韩愈的《祭十二郎》便是典范，因此我们不能把载道文学片面地理解为教条死板的假道学。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丁昊，扬州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①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36页。
②③ 陈书录语，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第6期。
④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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