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三国演义》文化阐释
作者：梁中杰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归结为艺术情操与哲学智慧的有机统一。仅就艺术情操一面而言，即可从《三国演义》中看出其种种表现，即淡泊放达之美、匡世旷怀之美、信义至诚之美、仁爱厚德之美、忠勇无私之美、大行方直之美、英风豪气之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区别于古希腊“契理文化”、近代欧洲“尚能文化”，同时也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极为完整和独立的文化体系，它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认识出发，那么，在今天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与交融之际，努力发掘推崇《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中所表现的东方艺术情操，激扬弘化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具有广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任何一个伟大民族，必定都有着她自己的优秀文化精神。以儒家为主体而融道家、佛家为一体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极为完整和独立的文化体系。就其文化精神而论，自春秋时道家和儒家始，即无限歌颂赞美人的伟大，认为人“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即人）亦大”；把人当作天地的中心，“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且，着意弘励广大无边的同情心，对于一切生命，都予以欣赏，使人能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同时，将人的生命精神寄托于宇宙天地，效法宇宙天地的伟大美满、圆融自然与雄强劲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亦由此而产生出卓绝的思辨艺术。其生命理想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与兼爱同施，并主张积极“践行”，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去实现其价值理想，以趋于至真，至善，至美。所以，中国文化是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而成就思想体系，其文化精神是“志于道，据于经，依于仁，游于艺”。对于这样的文化精神，一些学者即归结为艺术情操与哲学智慧的有机统一。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三国演义》这部杰出的古典名著，自然就会注意到，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颇为突出而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文化精神。这里，仅就其“艺术情操”的一面，探讨一二。
淡泊放达之美。道家所谓“致虚极，守静笃”，“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乃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人生观念。它教化世人，应当使心灵永远保持淡泊、宁静的状态，从而才不会为外物所诱惑，才不致蔽塞幽昧，才能以空明的慧觉去认识广大无边的世界。中国古人，缘此而留下了无数绝美的人生诗篇。诸葛亮即是作者竭力刻画的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隐居隆中时，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只是安于茅庐高卧，与弟诸葛均躬耕陇亩，幽雅于山野流水之间，及至刘备频频三顾，亦再三回避，且言“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其淡泊宁静之志可谓至至！而不仅淡泊宁静，并且豪放旷达，不拘礼俗，却又多一层境界。这种境界，在诸葛亮密友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令人钦羡。他们或对言于林间石上，或畅饮于路旁酒店，纵论天下，放达不羁，无意功名，恃才傲物，真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精神，是世界任何其他文化观念难以企及的，更是当今工业文明社会中难以寻觅的，它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又怎能不说它是一种生命存在之美？
匡世旷怀之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作人的最高风范，一部《三国演义》，从始到终，无不融注着这种观念。刘备虽以贩履织席为生，但窃念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救困济世，自不必言说。另有其他人物，如孙权、周瑜及姜维、蒋琬、费祎等，或力据江东以安邦定国，或各尽其能以中兴蜀汉，也不必言说。再论诸葛亮，他自出茅庐，“遂许先帝之驱驰”，尽其所以，殚精竭虑，其一生事迹，莫不出于“匡世报国”之间。此种风范，已足以垂示后世。但此中臻美之处，却又还在于“旷怀”。“匡世报国”，这是不少仁人志士都愿意做的事，也是可能做到的事，但要做到既能“匡世”，又能“旷怀”，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运筹征战，功可盖世，但他却“不求闻达于诸侯”，只待“功成之日，即当归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真可谓“凛然与日月争光”。既以天下为己任，却又能放开胸怀，旷远超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即以无功无名无我之心，去做推动天下万物发展之事，这是何等超绝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夺目的光彩，它闪耀于中华久远的历史，又在罗贯中笔下以更为完美的艺术张力，投射于后世百代，自应是名著又一不朽之处。
信义至诚之美。《三国演义》的故事里，最为家喻户晓者，其中便有“桃园三结义”。不待说，这是中国人最讲诚信情义的典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有谁比刘、关、张三人之间更“够朋友”呢？他们自桃园结义之后，即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可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一个“义”字，连结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古之所谓义人者，“笃始终于寒暑，虽危亡而不猜”，便不过如此。特别是关羽，当身陷曹营之时，不管曹操如何厚待，亦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决然挂印封金，护送二嫂，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寻找刘备。其慨然忠义，于古之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何止过之！可以说，小说作者对于刘、关、张三人之间那个“义”字，赋予了最精彩的笔墨。但作者的笔意，绝未局限于此。小说所写刘备为雪兄弟之恨兴兵东吴而致使蜀汉功业垂落，张飞为报关羽之仇而横遭杀身之祸，还有关羽义释曹操等情节，无不令人慨叹痛惜。其中，作者对重个人小义而忘国家大义的批判意图，足可见于言表。可见，作者对“义”的至情歌赞，最终还是出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这正是“义”之根本所在。由是观之，亦可想见诸葛亮一生所为，因受先帝三顾之恩，“不容不出”，而既出，“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却义无反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中浩然大义，怎可说不胜似桃园之盟？重友情，讲信义，这是作为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优秀的品质。而重友情又能出之以大义，并且笃信不猜，至诚不渝，这就更为可贵。
仁爱厚德之美。“仁”是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核心即如孔子所说，仁者“爱人”。一般而言，即相互亲爱为仁，慈悯宽厚为仁，行施惠利，以恩德济助为仁。有此德行者，常人即为仁人，君主即为仁君。他们都是中国人所崇敬的人格形象。刘备便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绘的这样一位仁君。其仁德主要有三。仁德之一，爱民如子，其“携民渡江”一幕便是可供评判的表证；仁德之二，“先兄弟而后君臣”，把兄弟情谊放在君臣关系之上，平等相待，并以此团结了一批文臣武将；仁德之三，敬贤下士，对待像诸葛亮这样的贤能之士，能屈身三顾，并能待之如师长。除此之外，还可例述者亦有之，如当初刘表病亡前后，诸葛亮再三劝说刘备乘机谋取荆州以作安身之地，但刘备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另有庞统劝其夺西川一事，也是这样。如此，则可以看出，小说作者正是将刘备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对“仁”的主要含义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演绎。刘备虽为一国之君，但出身不过是一介草民，且谋不如孔明，勇不如关、张，却能赢得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好感，博得贤能之士的赞誉，受到小民百姓的拥戴，不能说不归于他的仁爱厚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只要有了这种道德之美，有了这种温润恻怛、高尚深厚之爱，她就必然是最优秀的文化；一个人，倘不仅能“以自强不息”，还能如此“以厚德载物”，那么，无论中外古今，他便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喜爱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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