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乃何许人也？
作者：李定春
摘 要：《一件小事》中“我”的形象是阐释小说意义的关键。“我”是“新旧我”的合一，“我”身上凝聚了鲁迅对当时不满于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是这类知识分子中改造自我的典型；“我”身上也能清晰看到鲁迅自己的身影。《一件小事》是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呐喊”前后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如笔者所论，“车夫形象高大”是《一件小事》的推崇者和否定者的共同出发点，其实小说中车夫的形象并不高大，因而此前对作品的推崇和否定就都失去了文本的基础而成了空壳。对《一件小事》，我们必须重新评析。
重评《一件小事》其实主要就是要重新探讨作品的意义。
小说意义的索解离不开相关着的两个问题：一是写了什么？二是为什么写？《一件小事》写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概述就是：《一件小事》主要叙述了“一件小事”对“我”的意义，在“小事”中，“我”的有着高看自己而俯视他人坏脾气的“旧我”被轰毁了，“我”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努力建构“新我”。显然，人物“我”的形象是阐释小说意义的关键。“我”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一
小说中的人物“我”实际上有两个形象：“旧我”和正在构建中的“新我”。小说所展现的主要是“旧我”的形象，先来分析这个“我”。“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我”因对六年来的“国家大事”颇为不满（“所谓”、“不留什么痕迹”等叙述用语可证），由此增长了“看不起人的坏脾气”，再联系小说结尾的“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等语，可见“我”是一个因不满社会现实而起愤世嫉俗之心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时局动荡的乱世。乱世之际，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就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秉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或孤芳自赏、或自暴自弃，于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傲、看不起人。小说中提到的“六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乱世，那时有许多不满社会现实而起愤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我”可以说就是其中一员。在“我”身上，凝聚了鲁迅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思考。
对于这类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是很深刻的，他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能不满社会动荡，这不满是有不同流合污、从而可能改造的好的一面，但如果由不满而一味“愤恨不平”、“遗世独立”就不是好的处世态度。对此，鲁迅在也是写于1919年冬的《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辑入《热风》）中做了“前车之鉴”式的警示：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沦’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
在其他的一些文字中鲁迅也多次谈到这类对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老毛病是“骄傲和玩世不恭”（《两地书·二》），好像“全世界的苦恼都萃于一身”，这“正是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由不满而去改造自己，进而探索或从事改造社会的工作：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然而凡是恨恨于世事者，总是以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的，很难想到要改造自己，因此，一般很难不蹈古人覆辙。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对此鲁迅警告说：“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长此以往，难免蹈古人恨恨而死的覆辙。
但是，“小事”为“我”提供了改造“旧我”的契机，在“小事”中，“我”的有着“恨恨而死的脸孔”的“旧我”被轰毁了，“我”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努力建构“新我”。“新我”的形象，根据文本，我们至少知道两点：其一是已经能意识到看不起人是“坏脾气”，这一点不用多说，“坏脾气”的这个叙述用词已是明证；其二是在“小事”后“我”对世事虽然还是很有不满的地方（“几年来的文治武力……不记得半句了”云云），但“我”已不再是因此而“愤恨”、“看不起人”，而是靠着“小事”，“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在惭愧和自新中增长自己的勇气和希望”。这个“新我”是一个挣扎着要寻求自新之路而又不断经受痛苦的形象。
总之，《一件小事》中的人物“我”是“新旧我”的合一，“旧我”是有着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的知识分子形象，“新我”是一个挣扎着要摆脱“旧我”，努力寻求自新之路的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形象。“我”身上凝聚了鲁迅对当时不满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我”是这类知识分子中开始努力改造自我的典型。
二
当然，人物“我”身上更多地投射了鲁迅自己的感受，能看到鲁迅的影子。鲁迅确实曾如“我”一样看不起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鲁迅常用“庸众”指代），对社会现实也曾长时间不满以至愤恨，这可以追溯到鲁迅少年时期的人生遭际。众所周知，因为家庭变故，鲁迅过早地体验到社会和人性的冷酷、丑陋和卑劣。世态的炎凉、人间的冷暖、社会的狰狞使鲁迅变得早熟而敏感，特别是“对社会阴暗面，对人心人性的阴暗面的强烈的敏感，以致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方式、感受方式”①。童年时的家庭变故引发了鲁迅对一般民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乃至愤恨的情绪，1927年，他在广州回答一青年的提问时还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后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开始了到南京、日本的求学生涯。鲁迅在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思想，从“立人”的角度提出文化救国的方略，但他对“民众”的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③，“任个人而排众数”（《热风·文化偏至论》），“庸众”等字眼一再出现于他的文中。
回国后经历辛亥革命，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国政操纵于军阀之手，然后是一连串的混乱、倒退、复辟，使鲁迅由短暂的兴奋走向幻灭，进取的精神受到压抑。为此鲁迅感慨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两地书·八》）“民元”以后的国家大事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国事的每况愈下加剧了早些时候一系列文学启蒙努力的失败（包括《新生》无疾而终、《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结果只卖出了一本、寄寓深思遐瞩“立人”主张的系列长篇论文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最后一篇《破恶声论》未完而终等），给鲁迅所带来的绝望情绪。对政治和文学启蒙的双重绝望迫使他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由此鲁迅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蛰居”时期。《一件小事》文本交代“小事”发生的“民国六年的冬天”，鲁迅正处于极端痛苦绝望的“蛰居”时期，可以说，小说人物“我”身上的愤世嫉俗、“越来越看不起人”的情绪性格因素融入了鲁迅自己的深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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