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学与政治：茅盾的选择与被选择
作者：周兴华 韩卫平
摘 要：文学与政治是缠绕茅盾一生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既是茅盾自我价值实现的载体，又导致他不断游走于职业与兴趣之间，心灵不断经历磨难。茅盾的著述显现了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选择的彷徨与被选择无奈，显现了他未能实现自己角色自期的悲凉心态。
1927年，茅盾曾坦诚地吐露过他的心曲，向世人展示了他在职业与兴趣之间游离不定的状态：“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①
从小便在“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思想熏陶下长大的茅盾，为了生存走进文学界，其内心一定感到了某种失落，否则便既不会有那“真诚坦白”，也不会在按母亲的愿望进了商务印书馆后又去寻机参与社会活动。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使茅盾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便写起论述青年学生社会职责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政论文章，而在1920年参与《小说月报》的革新及主编《小说月报》之后，仍未稍减对社会改造运动的热情。他一方面将自己的政治情怀寄托在文学里，在文学使命与文学作用的反复强调中表达他试图通过新文学实现社会变革的愿望，一方面又在文学之外寻求参与实际政治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921年初，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曾在《共产党》《新青年》《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译文多篇，不仅据此掌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茅盾踏入文学界的最初几年里，茅盾便这样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度过——文学作为一种职业满足了他生存的需要，政治作为一种兴趣满足了他心灵的渴求。
茅盾此时并未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在文学里安身却未安心，所以能够轻易地抛开文学走入政界。1925年起，他似乎已向职业革命家转化，在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罢工之后，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等职，并经常接触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他一步步地深入政治之中，成为政治的直接参与者。茅盾的这种选择，应该是他在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实现自身价值需求的一种努力，他要在心灵的最大满足中使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在与国民党右派《醒狮报》的舌战中②，在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策的揭露与对陈独秀右倾立场的抨击中③，在对时局的针砭中④，茅盾释放着他的政治激情，也体验到了政治的种种险恶。他发现，政治或者革命远非“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纯洁，理想的憧憬与龌龊的现实总有很大的距离”⑤。大革命的失败更使他陷于悲观失望之中，难以从“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的情绪中解脱。这不是职业与兴趣之间的矛盾，却是“自我实现”的严重受挫，强烈的精神苦闷，使茅盾的精神状态极为消极：“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⑥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期待，一时之间，“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便在眼前无限放大，并促使他由此转入文学界。
文学成了茅盾的“自救之舟”，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顿显脆弱本质的灵魂在艺术宣泄中找到一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帮助他排谴了深广的幻灭感，也使他认识了自己的创作才能。但是，躲进文学避难所的茅盾虽然借创作来拯救自己，但其内心的趣味并未与政治完全剥离。他创作的题材围绕的仍是社会政治的背景，如《蚀》三部曲便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胜利到失败的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描述了一群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所经历的三个时期，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⑦。在他创作时，内心的趣味已不再是他行动的动力，而是被审视的对象。他要在思考中抚平伤口，在调整中找寻出路。然而，十个月的隐居生活及《蚀》的出版，似乎已成了他脱党的证据，停下来思考的结果虽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不再颓唐，但“革命文学”家的围攻及未能恢复党的关系的努力已让茅盾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头也不回地冲上社会斗争的战场了，他只能在文学的园地里安身立命。在很大程度上，茅盾的退守文学有某种程度的不得已，内心的趣味犹在，却不能得到信任，因此只能从文学的窗口“伸出头去，倾听社会战场的风声”⑧。在他又一次将文学作为生存手段的时候，它已与作为兴趣的政治一起，共同充当自我实现需要的载体。
或许这也是茅盾的无奈。他所追随的政治不接纳他，他只能依靠文学重获政治的肯定。后来，茅盾果然因文学获得了声誉，也获得了政治的认可。共产党不仅把他当做特殊的桥梁和中介，而且还给了他极高的赞誉：“茅盾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所走的方向”是“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⑨。文学帮助他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又维系了他萦绕于心的政治情结，所以他在文学中立定脚跟，勤奋耕耘。1917年－1926年间，茅盾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的成果只有5万多字，而在1927到1949年间，他就写了700多万字，占其文章总量的70%。显然，茅盾已将价值的自我实现放在文学上。
然而，就在茅盾无心跻身政界去拼搏，只想将文学当做安身立命之本的时候，政治又来光顾他了。建国初，周恩来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让他任新中国文化部长之职，由此他被动性地进入政治界。从以政治为兴趣到以政治为职业，从以文学为职业，到无暇顾及文学，这种转换必然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政治漩涡里旋转的茅盾充满了失落。如果说当初他抛开文学走进政界，或者退出政界走进文学还有某种选择的自主性的话，那么被政治所选中的茅盾在离开他安身立命的文学之所时却充满了不情愿。他的儿子儿媳曾这样记述：“自从父亲当上了文化部长，又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之后，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整的时间和宁静的心境来从事创作。……那时候，全部的时间被日常的行政事务、三会（会议、晚会、宴会）和外事活动切割得零零碎碎，只有晚上有点自己的时间，许多论文和杂感，便是利用上述活动的间隙写出来的，而且不少是以讲话、报告或工作总结的形式出现的。”{10}
晚辈的叙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他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茅盾自己在讲演或书信中透露的内容正好与此相印证。他在文化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中说：“今天要讲的是文艺创作问题。在座各位，绝大多数是从事于文艺创作的，今天创作上存在些什么问题，各位一定比我更明白。我自己呢，过去也干这一行，可是最近整整一年不但没有‘创’什么‘作’，就连各位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也读得不多，所以今天来讲这个题目，恐怕未必能‘对症下药’，也许不免于‘隔靴搔痒’，这是首先要表示抱歉的。”{11}
这段话或许有自谦的成分，但却道出了一种实情。在因事务性工作而无法创作时，茅盾深为自己不能以创作成果作为谈话的基础而不安。他于1952年在配合政治任务的“夹缝”中尝试创作反映镇反运动的作品。作品虽未成功，却反映了茅盾内心的挣扎，他不想放弃这已成为他生命依托的文学创作，万般苦恼中，他只好给总理写信诉说心境。“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解嘲。总理号召加强艺术实践，文艺界同志积极响应，我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写作，而我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则，而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能力不强，精力又衰，写出来也未必能用，但如果写了，总可以略略减轻内疚吧？年来工作馀暇，也常以此为念，亦稍稍有点计划，陆续记下了些。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我打算在最近的将来请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先把过去陆续记下来的整理出来，写成大纲，先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大纲可用，那时再请给假（这就需要较多的日子），以便专心写作。”{1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