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朋友乎？敌人乎？
作者：邓 利
燕玉期待天下男女的性别战争打成平局，大家留住善根和爱心，以“共同撑出一片绿荫”⑤。
迟子建在《我的女性观》中说，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做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相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
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存在缺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容易走向极端，容易在摒弃男权传统的糟粕，唾弃二元对立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缺憾的产生并不可怕，怕的是执迷不悟。“双性和谐”理论的提出，表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大彻大悟。他们看到，“唯我独尊”，打倒一个“男权中心”，再兴一个“女权中心”的情绪，显然有失偏颇。“双性和谐”理论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能有效预防、遏止女性自我膨胀，造成不必要的新一轮霸权。它能建立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和取得一种男女和谐平衡的局面，可以促使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新境界。因而他们倡导“双性和谐”，并将“双性和谐”理论看成女性主义诗学的终极目的和女性文学的核心理论。
男性关怀 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艰难地做着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启蒙工作的同时，又明目张胆地提出男性关怀的话题。“男性关怀”是从人道主义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出发，以解放被压制、被否定的天性为指归，回归“人性”是其本质核心。男性关怀是指“以男性的生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及感情与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男性文化状态，考察拥有话语权的人类的另一半——男性生存的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态，他的与过去与现在息息相关的未来——从他与女性生存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场中，测看男性主体的真实脉动。对于男性主体处境及成长的关心则是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因此这本名为‘男性批判’的书，换一种说法，应该就是‘男性关怀’”⑥。后来，荒林进一步将此看法具体化，“男性关怀”包括“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男性形象？如何创造新的男性形象？这样的问题正如同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女性形象？如何创造新的女性形象？我们最终要探讨的是如何在性别文化转型之际，获得两性之间的良性互动？”⑦
进入21世纪，提倡男性关怀的还有禹建湘。他将女性文学和女性看成徘徊在社会边缘的人，同时发现“边缘化的人群中，不只是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到：徘徊在边缘的何止是女性、抑或女性文学呢？”⑧
为什么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这时推出“男性关怀”的话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意识到，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它更是个人主义的。在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男性主义如同一对异体孪生兄弟，一直在相辅相成中成长——这也是女性主义的中国本土化根系”⑨。
此时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看到，中国男权制度不仅仅是女性所要致力于批判和消解的目标，它在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压抑窒息着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层面上，男权文化确实显示着强大的统治力量，但在文化权利层面上，男权制度的反人道和灭绝人性是针对所有性别的。女性只有与男性携手合作，女性与男性构成朋友，才能对这个充满偏见的社会进行有效的反击和抵制。
另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看到，西方的女权倾向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作品的和谐美。那种把人际关系矛盾归结为两性世界的对立，把女性命运的不幸一概推在男人身上的观点，也是偏激情绪的具体体现（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因而，借对男性的关怀来纠正偏颇的情绪。“男性关怀”就是对传统的简单意识判断的反拨。正如荒林在《〈英雄无语〉：女性写作的价值关怀》中所说，男性写作中体现的对于绝对个人主义即男权主义的崇拜引起了女性主义的警惕和批判。女性写作中呈现出的与男性形象激烈对抗撕裂感，也引起了女性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或许可以说，正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与成熟，多元化思想得以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现实，在这样的良性文化土壤之中，女性主义的男性关怀也才有实践的可能。
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远，还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部分女作家在创作中已经向男性作家投去温馨而深情的一瞥。赵玫的《偿还》、张欣的《爱又如何》《掘金时代》、池莉的《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王小妮的《很疼》等都接触到这一话题。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颠覆或者消解菲勒斯中心机制即男性中心机制，是可以理解也是必要的。自父权制社会形成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宣判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命运，决定了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不容否认，这种观念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颠覆、消解男性中心机制的确是必要的。
但是，颠覆或者消解男性中心机制，不是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决两性关系问题的终极目标。我国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人意识到，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依然以敌视、抗争的姿态呈现，而不去寻找一条男女共融的生存之路，势必使世界的情绪处于激烈状态，而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他们不断变换策略，其目的就是不要以别一种权力（女权）代替另一种权力（男权）、以别一种（女性）偏执代替另一种（男性）。
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敌人”就是有利害冲突不能相容的人。通过上述爬梳，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未简单将女性和男性看成是有利害冲突，双方不可调和的对立体。相反，在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权利的前提下，他们真诚希望男女双方彼此关怀，各自保持自身的特点，宽容对待异性。因而，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未以男性为敌，相反，“双性和谐”、男性关怀正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努力的终极价值目标。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邓利，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① 孙绍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② 霍纪征. 双性和谐——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一条可行之路，http://www.alleyeshot.com/woman/huo.htm
③ 西慧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④⑤ 盛英. 中国女性文学新探[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⑥ 荒林主编. 两性视野：男性关怀[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⑦ 荒林. 花朵的勇气——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⑧ 禹建湘.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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