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化的困境
作者：黄亚清
摘 要：电视剧《少年天子》在独特的语境和广阔的文化视野中，通过颇具生活化的宫廷内外的斗争，在一代帝王高扬的进取姿态和悲剧的生命抗争中进入了文化隐喻的层面：宫廷斗争中异质文化的碰撞；揭示人在文化选择中的困境；言说生与死的文化悖论。
电视剧《少年天子》是作家刘恒作为影视导演的处女作，他放弃了凌力原作中将爱情作为主要线索的基本框架，“想尝试以电视剧表达人物命运的悲剧感”，因为“很少有人以电视剧来做一部纯粹悲剧性的作品，这不符合观众追求轻松的欣赏习惯。电视剧的娱乐功能太强了，虽然喜剧和悲剧都能让人看到生活的本质，但是悲剧尤其如此。我以悲观主义做这部剧的底色，并不意味着消极。电视剧在提供娱乐的同时，理应让人对自身的历史和人生有更深层的认识”①。刘恒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层认识主要基于电视剧对的人文化困境的思考。
一、宫廷斗争中的文化碰撞
电视剧《少年天子》虽也以帝王戏必不可少的宫廷斗争作为基本情节，但与原作不同的是，刘恒将变幻莫测的帝臣之间的斗争和后宫的勾心斗角都纳入到顺治与孝庄的母子冲突中，将恢宏的政治情节浓缩为更富有张力的母子关系，避免了凌力“原作在对超越世俗的爱情极力渲染的同时，多少遮蔽了当时历史风云际会中人性的广度和深度”②的欠缺，并在母子既依恋又抗争的复杂情感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表层意蕴分析，剧情很注重展示孝庄身上平凡的母性品质，她关心甚至溺爱儿子；但作为帝母，她又必须有超越一般母亲的气度和手腕，为少年顺治治理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后盾。顺治也深深依恋着母亲，但随着个性意识的发展，他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刘恒并没有将这种母子关系处理成中外文学作品中十分普遍的母子控制与反控制间的博弈，而是将他们作为不同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两个层面的文化冲突：一是满汉文化的冲突；二是个性自由与压制间的冲突。作为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面对辽阔的疆土和激烈的民族矛盾，推行满汉一体，同心同德；他选择儒家文化来治理天下。但母亲孝庄出身于满清贵族，并随皇太极经历过血腥的战争；面对危机四伏的朝堂和虎视眈眈的王侯将相，为了维护皇族利益和稳固孤儿寡母的地位，她希望儿子不为仁所系，成为手段强悍的帝王，所以在她的身上更多体现的是草原文化的强悍和韧性。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顺治希望施行仁政，母亲则认为必须通过强权的推行才能稳固汉族人的心。剧中大婚前的顺治想大赦天下、犒劳将士、封赏弟弟，虽然有对自己拒婚不成的补偿，但也可见出其治国理念中温柔敦厚的一面，有着儒家文化“仁政”的影响，然而母亲的强权最终压制了他的仁慈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母子关系的张力通过孝庄对帝臣矛盾的控制和平衡，自然地延伸至君臣关系，由此展开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了满汉文化的冲突，加深了顺治的生存困境。应该说，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各有特色，汉族文化温柔敦厚；满族文化自由剽悍。面对曾经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淫的土地和人民，究竟是强迫遵从还是因势利导，这是顺治面临的选择。满族入关后，曾大力推行自己的文化，却遭到了汉族人的抵抗。剧情以点推面，通过汉大臣陈名夏对顺治的哭诉来侧面展示文化强制的血腥场面：“为了这条辫子，在梳与不梳之间，多少人失去了头颅！”满族作为中国境内最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心理中有尚武的一面，是“英雄”情结较为浓郁的民族；与汉民族喜好将圣人视为英雄相比，他们更青睐和崇敬草原文化滋养下的“战马英雄”。以“动”为核心的强悍骁勇的民族价值观与以“静”为宗旨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随着满族的入关陷入了最广泛、最直接的碰撞之中。顺治以仁治国的理念，在满清贵族的视野中，被认为是不思进取和懦弱的体现。剧中“巧设圈套，围剿囚兵”事件，对两种文化冲突作了最好的诠释，剧情巧妙地结合以陈名夏、傅以渐为首的汉大臣和以索尼、鳌拜为代表的满大臣间的恩怨以及王族利益的纠葛，将宫廷内外的斗争演绎得惊心动魄。最后以陈名夏被施绞刑、济度赴盛京守灵、博果尔多伦牧马、鄂硕调任边塞而告终。从文化的特点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会激发文化的生命力，但以强权的方式推行一种文化，必将使文化丧失自由包容的品性。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清王朝在权力上满人是统治阶级，但在文化上他们却被汉民族文化影响并逐渐同化。当然剧情不是宣扬文化征服论，而更注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合理性因素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也为当时过于温柔节制的汉文化注入了自由强悍的新基因：“八旗进关之后，婚配之况也令人耳目一新。上至王爷贝勒，下至旗丁包衣，嫁者和娶者都少有约束，也远比汉人开放……”顺治在弟弟自杀身亡后，娶了弟媳董鄂妃，为爱所驱使表现出的行事方式，溢出儒家文化的规范，渗透着游牧民族自由随意的精神。当岳乐、鄂硕为顺治急于娶乌云珠而惴惴不安时，乌云珠的老师吕之悦却觉得既然能使龙颜大悦，国家鼎盛，那么皇帝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富有浓郁的儒家文化底蕴的汉族士人的言谈中，有对草原文化的接受与包容。
母子关系的张力还体现在帝后选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上。明末清初个性主义文化思潮萌芽，这与顺治身上草原文化的自由基因结合，显示出浓厚的个性自由的色彩。但孝庄希望儿子的婚恋选择能纳入皇族利益的规范中，并在婚姻的期待中承载着浓郁的家族意识：“……皇家的血脉里流着博尔济吉特的血，没有断在我这里，也别让它断在你的手里……我可以不在乎，祖宗们能答应你么？”在民间老百姓的想象中，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应该有比常人更多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但为民间所忽视的是帝王的特殊身份压制着个体自由意志实现的可能性，使顺治作为个体的男人角色与群体的帝王身份难以两全。电视剧将选后这个皇家的“私事”也处理得富含文化的意蕴，剧中三位主要女性的身上承载着不同文化的特色，这使顺治的爱情选择也在标示着他的文化喜好与选择。孝庄前后为顺治选定的两位皇后都来自她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二位皇后又是姑侄女关系，在汉人眼中被认为乱伦的婚姻关系，在草原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而顺治所喜欢的董鄂妃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身上流露出的是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温良贤淑，联系顺治对儒家文化的钟情，不难见出，将董鄂妃作为红颜知己的情感取向与顺治的文化审美趋向是一致的，所以，婚恋对象的选择成了文化的选择。而文化的选择又夹杂着个性自由与压制间的冲突，顺治对两位皇后的抵触是对母亲或者是多尔衮强权的抵制：“皇帝明明是我，可是我一件事也做不了主，事事都得他说了算！他死了！他死了又怎么样！直到今天，我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主……我的事永远得别人说了算！”他渴望从西方文化中获得人生不自由的答案，但即使坦诚如天主，也无法拯救顺治脱离叔父强权的阴影，即使叔父死了，母亲会履行“父权”。所以与太妃和博果尔之间较为单纯的母子冲突比较，孝庄与顺治的冲突在个性自由与压抑间展示着人物的文化困境。
二、人生选择中的文化矛盾
《少年天子》没有大事件的渲染和悬念的铺设，而是将“生活中的戏剧性片刻作为片段插入叙事的情节”③中，由此表现顺治人生选择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如果说宫廷斗争隐喻的更多的是文化的外在冲突，那么顺治的人生选择则转向文化在个人内心的斗争。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比较丰富复杂的时期，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西方文化杂糅在一起，每一种文化本身又有十分丰富的生存形态。顺治的人生阶段：欲望、欲望之无望、浓浓的自卑感三个层面恰恰对应着文化选择的三个阶段。在剧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福临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创就大清的伟业，这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体现，是顺治饱含欲望的阶段。但微妙的处境使他时常处于内外交困中，他的治国理念不断遭到满清大臣和母亲的抵触，爱情婚姻也由不得自己。所以顺治对生活的理解，爱情的渴望，在当时的国家机器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欲望由此进入了无望的状态。此时的顺治希望从西方文化中找到出路，在擅长明清叙事的小说家中，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凌力可以说是走得更为深远的；西方文化在“五四”前后曾被指认为有着摧枯拉朽力量的新文化基因，但凌力显然不愿意简单地用西方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传统文化，电视剧继承了这种文化平等的姿态。大婚前后的顺治虔诚地向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倾诉治理国家的自卑，爱情的苦闷，折射出他对自身的思考，对宗教的叩问，以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况的历史沉重感；但天主也为母亲所用，他所承诺的救赎是要求顺治改正错误，并为爱而放弃自我坚持，这进一步将顺治推入到无望的深渊。文化为人所用，成了击败人意志的一种工具，提倡个性自由的西方文化最终也披着善意的情感外衣，诱惑着顺治的放弃与服从，加重了其在欲望无望的生命之重中的悲剧色彩。在顺治无望的自卑中，佛教文化登场了，并进入了顺治的选择视野。讲究心性修养的佛家文化主张无我之境，由此淡泊生死离别；但身边亲人的相继离世，使顺治豁达生命的努力屡屡受挫。“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了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④剧中顺治自杀的结局，可以说为正史记载和民间的出家之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对于剧情来讲，它恰恰指明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人物内心建设的力量因为遭遇阻碍而转化成破坏的力量，死亡成了人物唯一能彻底解决生命自由的主动选择。文化困境中的自杀选择，使顺治这个人物形象不再单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存在，而是成了刘恒探索文化命运的一个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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