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醇厚典重 儒雅博通
作者：王 双
摘要：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通经鸿儒虽不以文章彰显后世，但其政论之作，醇厚典重，义据通深；其抒情之文，感情沉郁，儒雅博通。他一改战国乃至汉初散文创作的纵横之风而趋于雍容雅正，以彬彬儒者之气标显出汉代文学创作的新趋向。
董仲舒为汉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他作为有汉一代通经鸿儒，著述颇丰。《汉书》本传载其为文“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①《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亦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②的记载。上述著述大多散佚，现存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和保存在《汉书》本传中的《举贤良对策》；《匈奴传》中的《论匈奴》；《汉书·食货志》中的《说武帝使关中民种麦》、《又言限民名田》；《古文苑》中的《郊事对》、《雨雹对》等策对之作；《艺文类聚》中还收录了其《士不遇赋》一首。这些作品虽多为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应制之作，但其中的《举贤良对策》、《山川颂》、《士不遇赋》等单篇不仅闪耀着文学的灵光，而且以其醇厚典重的特质开启了汉代文学创作的新风尚。
一、通经致用之思的完美呈献——《举贤良对策》
《举贤良对策》又名《天人三策》。由于后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对策的根本思想，故人们更习惯以此为名。这篇文章是改变儒学命运的纲领性文献，董仲舒通经致用的思想在此也得到了完美的呈献。
元光元年，武帝召集贤良文学之士百数人就治国安邦之略及为政的指导思想展开策问。武帝接二连三地提出了诸如符瑞灾异、人性善恶、改制更化、为政劳逸、文饰节俭、王道明灭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武帝亟待弄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当时整个思想界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期盼。董仲舒以少治《公羊春秋》的功底，以“三年不窥园”的精思熟虑，以大一统时代士人所特有的使命感和立言建功的热情，在洋洋六千余字的篇幅中将自己治国安邦的主张用精练概括的文字表现出来。因此文为应对之作，又是由武帝的三次策问引发而起，故连缀而成的三段之间既各有应答重点又思想文脉一气贯通，显示出作者从容自若，举重若轻的气度和应答技巧。
如第一策中，面对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等一连串急切的发问，董仲舒平和从容，以徐徐春风般的笔调开篇：“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既点明了欲回答问题的主旨“天命与性情”，又指出了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春秋》大义，而且以“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的谦虚与含蓄透出儒者的气韵。文气奠定之后，董仲舒端正衣襟，正色应答武帝的疑问。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后文又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而如果“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这里，董仲舒将自然灾异与天道人事联系起来，将“天”化为有意志的自然物，在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上安放一个权力更大且有监鉴、警示功能的“天”来制约和监督帝王的权力，这就使其“天人感应”学说具有了规范君主行为的现实意义。
再如关于“性情”问题，董仲舒答曰：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这段对答，简练紧凑，题旨鲜明。先点明“性”、“情”之旨，然后从性情之“仁鄙”、“夭寿”两方面展开论证，从而得出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的结论。而对孔子言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引用及“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之比，都增强了其论说的经学气和立论高度，也使刻板的策对之文散发出几丝灵动之气。
义理阐述清楚之后，董仲舒从“任德教”“贵正心”“崇教化”“明更化”四个方面为武帝提出具体的治国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立大学”“设痒序”“饰五常”的治国方略，而这些方案的提出又是以武帝朝“琴瑟不调”、“美祥莫至”的局面为前提，这就使其论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而，像“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德盛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必至”这样美好蓝图的描画，必然会引发武帝的极大兴趣，令武帝心向往之。武帝的惊而复策亦会成为必然。
第二策武帝就“逸劳”、“文饰”、“德刑”问题继续垂问。董仲舒依然紧扣题旨，先以尧舜、文王所遇之时的不同，回答武帝“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的疑问。董仲舒认为，尧舜之时，“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故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而文王治世，乃承“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万民不安”的殷纣之后，故文王日昃而不暇食，进而得出了帝王之条本同贯，所治不同只是所遇之时异也的结论。两两对比，以史为证，言不繁而意自明。
关于“文饰”问题实际上是武帝对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哪一个更合理的疑问。董仲舒深谙武帝心意，以“良玉不琢，资质润美”，“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的形象化表述和将《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改正朔，易服色”行为看作应天之举的言辞，都透露出明显的欲改汉初之崇黄老为崇儒的思想倾向。这是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儒学计划得以实施的前提，也是应和武帝心意和时代要求之论。
同第一策章法，申明了崇儒之意后，董仲舒再一次强调了以文德教化治天下的思想，并提出了“兴太学，治名师”“养士求贤”“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等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提出，一变秦王朝的“以吏为师”，专任法术之学为“以师为吏”，大大提升了儒士的地位，也使儒学进入到官方经学的核心位置。其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在《〈春秋〉与〈春秋〉学》一文所评价的那样：“董仲舒主张尊崇孔子，罢黜百家，还只是表面文章；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张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了‘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求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的分润，董仲舒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定型者。”③我们从之后武帝讲文学，选豪俊，立学校官的具体措施能看出武帝对董仲舒这一提议的嘉许、认同，也从武帝对董仲舒上述策对“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的责问和要求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治乱之端”透辟道来，遥想出武帝欲探明大一统治国方略旨归的急切心情。因此，董仲舒在第三策中对前述思想作了更为明确的阐发：“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得大本矣。”再次申明“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对于安邦治国的功效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