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儒林外史》：人才危机的纪实史
作者：徐向顺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写士人才子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是一部18世纪中国社会人才危机的纪实史。本文从“人才即奴才”的目标定位、“人才即文才”的标准移位、“人才即仕才”的任用错位、“造才即损才”的培养机制、“选才即乱裁”的选拔方式、“伪才亦人才”的混浊世风、“真才遭屈才”的现实状况等七个方面，对《儒林外史》所烛照的人才危机现实进行阐释，以利于人们认识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
在中国古代，一般民众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只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自然地形成了“士”这一特定的文化人阶层。“士”即今天的知识分子，西方人称其为“社会的良知，理性的使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士人才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载的主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敬梓是一位有志于士道、对士子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天才作家，他不追随正统的官方意识，从真实感观入手，体验“切身境处”，关注“真际问题”，他所作的《儒林外史》，细腻地刻画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揭示古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铸就了积聚在他们身上的历史造像，勇敢地展示作家明白的理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如果从《儒林外史》的艺术和现实生活对照一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儒林外史》所描述、烛照的“士林”状况是一幅实存的状态，关注的是大多数普遍士人的境遇与心态，准确地传达“当下的情绪”，是一面透视知识分子灵魂的历史镜子，堪称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当代文学”，同时，《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封建末世“士的百科全书”，一部凝缩吴敬梓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色相生存史，一部聚焦那个时代士人人格畸形的“断代史”，更是一部社会人才危机的纪实史。
《儒林外史》尽管是小说，但它透过文学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细腻的文学语言，从人才培养目标、选拔标准、任用形式、世俗观念、现实情况诸方面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有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加深对其所造成的思想禁锢、人才危机的社会现实的了解，更具有比历史更真实的特色。《儒林外史》是从如下几方面对人才危机进行纪实：
1.“人才即奴才”的目标定位
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人能配称得上“士”，才算得上人才呢？先哲们大致形成了如下的共识：第一，“士志于道”，具备“‘社会的良心’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标准，亦即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那种勇气”。第二，“辩然否、通古今”，这条“至关重要，这是个智的标准、才能的标准，不仅是专业技能，更关键的是在‘人类理性’这个高度上‘运用理性’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文化事务的专家。为了‘全民’的福祉而立言、而谋划的人。”第三，“士无定主”，“他能够超越其所属阶级的狭隘利益及偏见，能‘为民请命’，能为天下公利牺牲一己之私利，这就与‘志与道’联结起来，构成了‘士道’。”①能够得上这三条的虽则凤毛麟角，但它才是我国古代衡量、考察、评选人才的标准。
国家养士，士为国家“养气”。为求取治国安邦之才，笼络知识分子，钳制士人思想，削弱反清意识，稳固其专制政权，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把儒家学说定为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为促使士子们形成这一信念，沿袭了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即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只能用朱熹的注疏解释，以代圣贤立言为准，不得妄语；在形式上把八股取士作为考试的形式，对题型、格式、字数等作了严格的限制。为了求取功名，士子们不得不整天埋首于那些钦定的经书，死记硬背那些凝固的范本，墨守呆板的格式，不敢稍越雷池半步，于是表面上是为了选拔人才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驯化奴才的“八股文遂为不祧之宗，使士子思想僵化”②，其弊端昭然若揭。
《儒林外史》对统治者采用八股取士的真实意图作了揭露。如马纯上给八股选本作批语，总是摘取《朱子语类》，不敢稍稍有所逾越，唯恐掺杂半点有悖于儒经朱注的杂质，会“坏了心术”；讲解作文技巧，则强调“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应该说，士人的思想原本是最活跃的，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抑制了其个性发展，左右了他们的自由意识活动，把士子驯养成思维僵化、唯唯诺诺、束手束脚、迂腐无能，完全听命于帝王君主的忠实奴仆，可谓是败坏了天下人才。
2.“人才即文才”的标准移位
人才须“辩然否、通古今”。就智力标准而言，考核人才的标准也应多种多样，不能以划一的尺度来衡量，注重卷面考试形式的科举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然而，在视“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进者，依附从人”的清代，唯独以“文”量才的八股科考才被视为正途——高中者显亲扬名，光宗耀祖，泽被后代，倍感荣光；其他科目的考试名存实亡，“博学鸿词科”在整个清朝实际开考仅仅两次，此中凭“博学”被录用者更是屈指可数。《儒林外史》便记述了这样的史实，其主体部分时间虽逾百年，而涉及“八股”科举之外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仅仅一次，就其具体内容看出，“博学鸿词”往往为人戏谑、所不齿。小说第三回描述了这样的一个镜头：参加完院试的魏好古交上卷后，跪“求大老爷面试”。广东学道周进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魏好古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周进变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魏好古叉著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当然，周进反对童生学八股文章以外的东西，固然有其“奉旨衡文”的无奈，但在他眼中诗、词、歌、赋全为杂学，算不得真实的学问也是事实，等到发案谒见那日，周进还再三叮嘱魏好古要“用心举业，休学杂览”，一方面可见他对后生的关爱之心，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他排斥杂学的坚定态度。
同是科举出身的鲁修编也有同感，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在正统文人眼里，学问就是八股，会八股才能算得上名士。清代科举考试的历史真可谓一部以“文”衡才的历史，仿佛普天之下人才独独只数“文才”。泱泱大国，举天下之人才志士唯有“文才”而已，天下人才怎能不缺？人才危机迫在眉睫！
3.“人才即仕才”的任用错位
以学习优秀作为仕进的条件和为官的标准的“学而优则仕”，体现了儒家在人才选拔问题上的平等诉求，从客观上说彻底否定了世卿世禄世官制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清代实施科举考试时的情况与孔子当年的“政教不分”、“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以官为师的体制明显不同。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形式与现实生活明显脱节，很少联系，而考试后任用结果则与现实挂钩，从考场进入官场常常是一夕间完成的事，其结果势必会出现政绩上的无能与政治上的腐败。《儒林外史》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士”“仕”混淆带来的社会恶果。不妨看看从科场到官场的周进、范进、王惠、荀玫等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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