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艺术
作者：李 贞
摘 要：变异修辞是一种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表现在语词层面主要有语义偏离、超常改装和文言夹用等形式；在语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的超常规组合、变类组合、矛盾组合等；在语用层面较为突出的是反话正说，寓贬于褒的写法。变异修辞的巧妙运用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从而使文本散发出新奇而浓郁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种言语功能变体，文学语言一方面循规蹈矩，努力遵守种种标准以求规范和共性；另一方面又桀骜不驯，竭力挣脱道道束缚以求创新和个性，因而规范性和变异性、共性和个性便有机融合于每一个文学文本中。张爱玲小说没有例外，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成为她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而变异修辞的运用则是其文学语言呈现独特魅力的生成机制之一。
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①，所谓变异修辞相对于规范修辞而言，“是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②。这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陌生化”（又译作“反常化”），通过对固有语言规范的反叛，创造出变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增强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本文将着重考察张爱玲小说在语词、语法和语用三大层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
一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学文本就是一连串语词的艺术组合和巧妙运用，语词的修辞是提高艺术表达效果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对语词的锤炼一直成为中外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莫泊桑说过，“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③尽管语词都有一定的构成标准和规范，每个语词又都有约定俗成的理性意义，但作家出于表达需要，选词造句时往往突破词汇学上的常规，或改变语词的固有构件，或偏离原来的使用范围，从而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考察张爱玲小说的主要文本可以发现，其文学语言中的语词变异主要有词义偏离、超常改装和方言夹用等现象。
（一）词义偏离
张爱玲小说文本常常出现语词偏离标准义的现象。词典包括成语词典，对每个语词的意义所作的解释，应该是反映它们的标准义或规范词义。文学语言往往借助特定语境或上下文的作用，积极地促使词语的正常含义在语流中发生扭曲和变异，不仅是为了获得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更是特殊语境下实现特殊目的的需要。现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列举几例。
头发吊下一嘟噜黄色的卷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年青的时候》）
“押韵”原来指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末一字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押韵能使音韵和谐优美。在这里“押韵”却用来表示色彩搭配上的相互映衬所呈现出来的和谐美感，这一细节描写形象地表达出女主人公对外表的注重和讲究。临时给语词赋予新义，既贴切自然，又巧妙灵气，使文本陡然增添了几分诗意和韵味，给读者新奇的审美感受，获得了诙谐幽默的艺术效果。
第二天，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川流不息地送花。（《沉香屑 第一炉香》）
“川流不息”原用以比喻来往的人、车马或船只很多。这里则形容乔琪给女主人公送花的频繁，以夸张而诙谐的笔墨讽喻了这位混杂着多种血统的花花公子的过度殷勤和滑稽，颇有语味，令读者忍俊不禁。
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沉香屑 第一炉香》）
这一语段接连出现四个“中国”，但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是同一“能指”包含四个“所指”，创造了四个具有不同意蕴的形象。第一个“中国”是国家的概念，第二个“中国”指富有中国特色的景象、器物等，第三个“中国”指小说主人公梁太太住宅内中国式的摆设，第四个“中国”指西方人所想象所认识的精巧而滑稽的中国印象，同词异义不仅使句子结构紧凑，语义简洁，而且含蓄巧妙地讽喻了四十年代香港殖民文化的不伦不类，还极其生动地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香港小市民畸形荒谬的心理特征，并为下文故事的展开作好了铺垫。
（二）超常改装
现代汉语语词的构成不仅有量且有质的规定性，其构件一般不可随便拆卸或改装，作家们却常常不囿于语言常规，别出心裁地将语词的构件置换改装，使其新奇化，并滋生新的语义，从而传达特殊的意味。
他们三个人，眉毛官司打得热闹，旁观者看得有趣，都忍不住发笑。（《沉香屑第一炉香》）
“眉毛官司”是对成语“笔墨官司”的改装，给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感受，用以比喻人物之间眉来眼去，关系非常微妙。由于这一临时语词同原成语格式酷似，读者不由自主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展开联想，从而领会到其中特殊的意蕴。
心心把头发往后一撩，露出她那尖尖的脸来。腮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一直红到鬓角里去。乌浓的笑眼，笑花溅到眼睛底下，凝成一个小酒涡。（《琉璃瓦》）
“泪花”是含在眼里要流还没有流下来的泪珠，“笑花”是“泪花”的改装，新颖别致，趣味盎然，而且使笑这一表情得以具象化，它便可以自然地像泪花那样溅出来，令读者仿佛看到笑花飞溅的动感，作家以其超常想象力对语词进行超常改装，赋予了文学语言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三）方言夹用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主要运用现代汉民族标准语进行创作。有时出于表达需要，会选用一些非标准语词，如方言语词，文言语词，这是对规范语词的超常规运用。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上海，对上海方言非常熟悉，她笔下的人物不少是上海的小市民，因而她常常在小说中夹用上海方言语词。
他不论怎么忙，每天晚上，八点钟，板定要睡觉！而且一上床就睡着。（《等》）
要不是我托了干女儿，这边一个电话打得去，也不会把你放在帐房间里——格佬你蛮写意呀！（《等》）
这两个例子都出自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等》，作者以40年代上海沦陷区一个极为普通的推拿诊所为聚焦点，通过对医生和候诊病人的言谈举止的平实而细腻描写，刻画出沦陷区普通小市民的各种心态。其中人物对话运用了不少方言词。“板定”是“一定”的意思，“格佬”是“所以”的意思，“蛮写意”即“很舒服”。方言词的适当运用既使文学语言增强了趣味性，也使形象更为逼真，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显示出独特的地方色彩。方言词夹用现象还出现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中，比如《桂花蒸阿小悲秋》里的帮佣丁阿小和小姊妹的对话，就夹杂着一些上海方言，如“白相”、“姆妈”、“家生”等，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
二
语词都有约定俗成的句法功能，人们得依据一定的关系和规律来组词造句，这样才能表达明确的意思。文学言语却经常不守规矩，对语法常规予以大胆反叛，如词性的有意变换，语序的必要调整，语链的自由切分等等，从而使言语表达变得新颖奇特，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注意力。张爱玲小说的语法变异主要有超限组合、变类组合和矛盾组合等类型。
（一）超限组合
在语言组合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受到逻辑语义的制约，在张爱玲小说中，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表达上的需要，经常突破原有的规范，临时组织新的语义关系。这种语义的超限组合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等。
有许多意见在那里含苞欲放，想想又觉得没得说头。（《等》）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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