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纳中西文化，观人生百态
作者：李正红
摘 要：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都以幽默著称，由于两人家庭出身、生平经历和对中西幽默理论的择取不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幽默观，林钟情于老庄哲学，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麦烈蒂斯、克罗齐、布洛、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形成了崇尚“性灵”快乐轻松的幽默观；梁则深受儒家文化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表现出理性至上的雅幽默。他们的作品从题材、艺术形式、笔调文体等方面体现了幽默面貌的差异。
在20世纪20-40年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以散文享誉文坛，引领了当时散文创作的风格和技巧。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散文都以幽默的艺术语言，纳中西文化，谈自由闲适，观人生百态，独树一帜，在当时“寓文略于战略”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特征。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也确实对中国幽默做出重大贡献，不仅是中国最早翻译并提倡幽默的人，而且是身体力行实践幽默的作家。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西文中的“humor”译成“幽默”。在《论幽默》一文中指出：“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现。”①幽默在他笔下是一种人生态度——平和中正，自由谦和，是民主社会的思想之基。
梁实秋在创作上是论语派的后继者，代表作《雅舍小品》承续了周作人言志小品的趣味，也与林语堂欢愉心境和幽默品格相连。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说：“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②可见梁实秋散文幽默之浓烈。
两人同被人誉为“幽默大师”，但由于他们的幽默观在中西幽默理论来源的差异，在选材视点、艺术形式和文体笔调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幽默面貌。
一、林、梁幽默观之差异
林先生和梁先生的小品文似有相同的幽默气息，却又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传统文化的汲纳和异域文化的扬弃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幽默观。
1.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汲纳
林语堂和梁实秋所受的启蒙教育呈现两极特征：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主要接受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式的教育，受其乡村牧师父亲的影响，循着西方绅士的模式被塑造着，呈现出开朗、乐观、平和。梁实秋自幼长于北平一个名门望族，主要接受的是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基本上是按照中国贵族的模式被塑造着。
故乡福建陶冶了林语堂追求美好和自由的情操，形成了其乐享自由、开朗闲适的性格。步入社会后，他潜心研究自己深感不足的传统文化，尤其钟情于老庄哲学。在《论幽默》中，他说“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庄子是“中国之幽默始祖”。“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虽然他也提到儒家的幽默，但认为“孔子之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儒家之唯一好处，就是儒教中之一脉道家精神”③。在林看来，儒家道统中断了中国正统文学中的幽默传统，而当幽默在正统文学中出现断层时，民间的通俗文学又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幽默传统。在以上有关中国幽默传统的组合中，道家幽默为首为主，并折射、渗透到其他两组幽默中。道家中的“顺应自然”、“无为不争”、超越“功利说”的束缚，正好与林的“非功利”、“达观闲适”相呼应。道家在艺术创作中提倡“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恰与他的独抒性灵、反对文理法度和道德功用的桎梏相合拍。林在以道家为首的超脱派中为自己的幽默寻到了根，苏东坡、袁枚、李笠翁、金圣叹、龚定庵等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形成了他心目中一批古代性灵派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完整系列，从而奠定了他文艺观、人生观的坚实基础。
梁实秋散文的文化品位表现得最浓重的就是“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他无疑深受传统伦理习俗与艺术趣味的潜移默化，作品更趋古雅和端庄。他视幽默为“文字中难得的一种质料”④，曾说：“所谓善幽默者，所谓幽默作家（humourrists），其人必定博学多识，而又悲天悯人，洞悉人情世故，自然的谈唾珠玑，令人解颐。”⑤从回国到抗战期间，他的文艺观连连碰壁，又与妻儿久别六年，饱尝人间的酸辛，其独善其身、超然出世的思想亦浸入其作品，显示出轻淡闲适的一面。他认为:“凡普遍者即为中庸——中庸者，即避免极端，以求事物之宜。”⑥其名篇《雅舍小品》就是其在恶劣的客观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抗战文学”受到抨击)下，主观上不悲观沉沦，不怨天尤人，平和、乐观，“入世”而又洁身自好的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由于“对于人生的观察的方法和角度和平常人不同”，能“于特殊的事物看出普通的意义，普通的事物看出特殊的意义”⑦，其作品《怒》《勤》《早起》《让》《孝》等此类的篇目皆表现儒家的修身之作。严格要求生命个体具有勤奋、孝顺、克己奉公、礼让、尊老爱幼等诸多传统积极因素，含有儒家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的成分。同时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⑧，顽固地拒绝现代，这是他与早期林语堂“语丝派”本质的区别。从文艺思想看来，他的幽默观与林是迥异的。
2.外国幽默理论的择取
择取外国幽默理论所取的内质和处理的方式不同是林梁幽默观最主要的差异。林语堂从审美趣味、审美感受等方面研究和完善幽默文学；梁实秋则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更多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等体现其幽默观。
梁实秋长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散文中也时时透露出印记。他少年时期有八年清华的美式教育，接着留美三年，随后又长期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研究、教学工作，这使得他迥然异于普通的中国士大夫。在哈佛大学做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时，梁深受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保守的尚古复旧的思想哲学，其根本要旨即是力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的秩序，以此来匡正和补救由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欲膨胀、礼崩乐坏的弊病。这唤醒了梁心灵深处的保守意识，开始形成一种明确的人生哲学。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竭力推举传统的古典主义，他曾调侃地自诩为“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他说：“一个艺术学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⑨梁几乎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及理性至上的原则，故而他的幽默时常表现为十足绅士风度的“雅幽默”。
与此不同，林语堂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曾借对中国的白璧德信徒的反驳，表达了对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幽默理论主要来源于英国麦烈蒂斯的《喜剧论》、赫斯列特的《英国的喜剧作家》、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法国柏格森的知觉说和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特别是麦烈蒂斯的喜剧理论，强调喜剧应有含蓄思想的笑，以笑启发心灵，激发感情，从而达到克服愚昧、野蛮的习性，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良好”作用。林把这一理论全盘搬到了幽默艺术的范畴，成为其幽默观的理论框架，其中心是由“含蓄思想的笑”变为“会心的微笑”⑩。为了深入探究，他又借鉴了赫斯列特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笑的来源、性质、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在创作上，也充分吸收苏格拉底、狄更斯、萧伯纳、马克·吐温等大家的幽默营养，丰富了自己的幽默内涵。此外，克罗齐的表现主义、伊壁鸠鲁的伦理观及尼采哲学对他影响也很深。林接受了伊壁鸠鲁的伦理观，即相信求乐避苦是人与一切生物的本性，幸福和欢乐是人生的目的。他把尼采的“快乐哲学”称为“深湛的哲学”、“民族的哲学”。他说：“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松的精神时，世界上才变成更加和平、更合理。”{11}从而，在克罗齐、伊壁鸠鲁、尼采和中国儒道佛哲学以及古代“性灵派”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快乐轻松的人生观和“美即表现”的艺术观，认为艺术是无目的的、独立的、非功利主义的。由这些思想体系出发，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12}，认为“文学之命脉实寄托于性灵”{13}，提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 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放纵的心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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