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新闻广角下的都市风俗画卷
作者：沈庆会
再次，伴随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中西、新旧交融的民俗景象。陈老六和龙明珠的婚礼仪式、湘老七为她母亲操办的殡丧仪式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前者是在双方互相让步、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传统的拜堂改为行鞠躬的文明礼，由祭祖见礼的磕头改为鞠躬，由披戴的凤冠霞帔改为外国人使用的婚纱，这种中西合璧、半新不旧的婚礼仪式是由一位前清遗老作为证婚人主持的，只是在他在小辫子上扎上一根红辫线，以便大家当他牧师来看待。中国的传统习俗在西风侵袭之下已经变得中不中、西不西，显得不伦不类，而这种“四不象”恰只有在类似《上海春秋》等通俗社会小说中才能得到真实、详细的再现。随着生活习惯、风俗的演变扩散开来的新的娱乐场所、文化设施以及离婚诉讼、虐婢案、租界规矩等前所未闻、未见的新现象都在小说中有细致描绘。
可见，《上海春秋》这部不为研究者重视或视为小说末流的文学作品并非毫无价值和意义，至少它“用广角镜头为上海摄像”，“为这个多变复杂的动态文化形象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系数”⑧。我想，这也是夏济安先生看过《上海春秋》之后曾“佩服得五体投地”⑨的重要原因吧。
三、新闻故事化的短篇连缀
研究者不仅普遍认为《上海春秋》思想格调不高，而且也多指责其整体布局、结构上的“松散”、“漫无计划”⑩。其实，作为过渡时期的一部过渡作品，《上海春秋》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手法，但更多地承继着《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的艺术结构形式，在艺术特色上主要有这样几点：1.用“儒林笔法”连缀轶闻琐事；2.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的谴责之意勉强使结构布局完整；3.小说中的人物作为轶闻琐事的穿引工具。
用“儒林笔法”将轶闻琐事加以贯穿，这一艺术特点一方面便于作者将搜集来的新闻简单加以故事化之后连缀成篇，另一方面也适合于报刊连载，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早在创作社会历史小说《碧血幕》时，包天笑就利用新闻编辑工作开始搜集政界、商界、伶界等各界轶闻趣事以作为填充作品的内容，后担任《晶报》撰稿人时曾为许多妓女做传，这些妓女沦落风尘的身世和遭遇使他得以掌握大量艳闻趣事。另外，他还在报刊上刊登“启事”或通过交游多方征引、探听创作素材。{11}如何将纷繁众多的素材填充进小说中，最便当、直接的手法便是使用“儒林笔法”来贯穿连缀。这种写法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作者全面反映生活、干预社会的创作目的，一方面也使创作的难度降低，产量增加，以便应付每日连载的需求。报刊上连载的特殊需要使作者无需对纷繁的材料进行艺术上的高度概括，用“儒林笔法”连缀既便于自己写作，也方便读者阅读。因为读者阅读报刊连载的小说时边读边丢，和阅读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不一样。这也是作品中相对独立的故事片断读来十分精彩，人物刻画也很生动的重要原因。这部现在看来整体结构散漫、毫无计划的《上海春秋》，对当时的读者大众来说可能并不认为这样，不但如此，其俯瞰市民社会的广阔视角，反映现实黑暗内幕的种种手段，更能投合他们的阅读心理。穷形尽相的直露呈现的写作方式背后，潜藏着毋庸置疑的商业动机。
作者在创作中“随手掇拾”，为拓展作品的社会反映面，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将搜罗的奇闻艳事填充进作品中，诸多丑恶现象多以呈现、罗列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为避免单纯由叙述人长篇累牍地“搬出”一个个黑暗内幕，作者不得不时常让作品中的人物“讲述”拐卖人口、贩卖烟土、抽头聚赌等等丑恶之事，如第十五回的“营黑货贩土作生涯”的黑暗现实，就是由蔡子鹤口中介绍出的；第二十三回“开药房乱卖虎狼药，设医院徒多花柳医”便是由陈老六与龙小姐的夫妻对话来讲述的，作品中的人物说起话来常常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用来塑造典型形象，而是作者用来展示更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穿引工具进而变成为“话柄式人物”。作者常常在作品中以全知视角的“旁白叙事”方式对书中人物和事件发表一番议论，但终因缺少正确的认识而流于空泛肤浅，还造成结构情节上的支离破碎。《上海春秋》仅以题材的广度代替内容的深度，以生活的真实代替艺术的真实，作品本身所含的批判、谴责之意一定程度上也被艺术上的缺陷而削弱。而且尽管作者心存谴责，但终究因缺乏对黑暗社会总根源的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勇气而不可能得出全面深刻的结论。
《上海春秋》以十里洋场的上海展示中国都市文明的畸形，贯穿其中的是作者与同时代小说家不同的文化思考：“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12}。身兼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包天笑始终以敏锐的眼光跟随关注着现实社会的点滴变化。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作者在思考文明时对物质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一方面使他津津乐道地渲染着物质带来的文明景象，一方面又让他充满着无限的担忧与焦虑：人类一旦拥有了发达的现实物质，就会陷入沉迷而堕落。这种担忧与焦虑在作品中转换为劝善惩戒、谴责批判的传统文人意识，因此作品具有晚清社会谴责小说的鲜明特点；但是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及其探索勇气的缺乏，他不可能对黑暗社会的总根源作进一步挖掘，也正如他在“赘言”中聊以自慰的：只是将“上海各社会之情状……编辑成一小说”，“别无重大意义也”{13}。在作者一味地将“潜伏横行于都市”的“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以“随手掇拾”的手法进行创作时，作品也就具有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的倾向。但正是由于这种“随手掇拾”，保存下了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原本状态，也许正因为此才有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赞叹。所以说，不同研究者对《上海春秋》的不同评论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它们一起涵盖了该小说的总体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沈庆会，文学博士，上海水产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⑩ 范伯群：《包天笑及其流派归属》，《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② 栾梅健：《不应遗忘的优秀通俗长篇小说——论包天笑的〈留芳记〉和〈上海春秋〉》，《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③《夏济安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看法》，见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转载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④《半月》，第４卷，第１号，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12月11日。
⑤{12}{13}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版。
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⑦ 包天笑：《上海春秋》，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版，第103页。
⑧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⑨ 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转引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11} 澹如：《苏佩秋与包天笑》，《晶报》，192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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