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趋从·质疑·修正
作者：沈文慧
摘 要：1950年代茅盾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双语”“复调”色彩，在趋从时代文化主潮与权力话语的基础上，在既定文学规范的框架内，对种种肆意践踏文学本质的行为作了竭尽所能的质疑与修正。茅盾文学批评的话语修辞不仅体现了一代文豪在泛政治化语境中，竭力维持文学发展命脉的良苦用心，更淋漓尽致地展露了政治高压与话语霸权对人的自由精神与高贵心灵的折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茅盾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主要在1949年以前。新文学初期，茅盾作为“人生派”最有实力的批评家，“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是他批评的基点与归宿，这种社会功利性的批评理路奠定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石。左翼文学时期，茅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注重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社会意义作“本质”性的抽绎与定位，确立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典范。建国后，茅盾身兼文化部门多个要职，全心全意地宣传党的文化政策，自觉维护“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与规范。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学自觉意识和潜在的主体化批评经验，使他竭尽所能地维持着文学的发展命脉，在他大量趋从时代主权话语的批评文本中，满贮着对新中国文学的深厚关切与忧虑。与黄金时期相比，解放后茅盾的文学批评也许缺乏个性与卓见，却十分难能可贵，“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内容和研究价值”。本文以茅盾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中心，力图从一个侧面探寻在时代强权话语的裹胁下，一代文豪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并进而透视政治高压与主权话语对人的自由精神与高贵心灵的折磨与销损。
一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者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确立了新中国文学的根本发展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文学的“共同纲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根本方向。文学作品是政治、伦理教育的形象性手段和工具。作家的政治立场、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创作成败的关键。题材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表现重大政治运动是主要目标。乐观的理想主义和明朗确定的表达方式是标准的风格。虚构的“工农兵读者的”反应是批评的最主要根据。高度政治化、组织化是当代文学的显著特征。“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讲究科学性并富于个性特征的创造性活动，而是直接体现政治意图、维护规范，径直对文学现象予以‘裁定’、‘定性’的工具。”
应和着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开国气象，茅盾相信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自己始终倡导的现实主义以及自己大半生追求的人民解放事业是一脉相承的。他自豪地宣称：1950年代是“人民的世纪”，“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如何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茅盾的话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有激情和关于美好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今天我们写工农兵，就一定要写他们正像初升的太阳面向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情绪高昂，精力旺盛，充满自信，我们一定要在作品中把它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这赫然是茅盾的严明选择，也是当时文学批评的风向标。然而问题接踵而至，艺术性与政治性、真实性与典型性、思想性与目的性、个性与党性、典型化与概念化等等纠缠不清的问题不断困扰着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很少在学理范围内自由展开，往往由高层领导的权威话语最后裁定，若有不同意见，种种“帽子”便纷纷扣压下来，轻则思想落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重则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茅盾自觉与权力话语保持一致。那些大而无当、空洞乏味之词在他1950年代的批评文本中随处可见。如关于“写真实”的问题，始于延安文学的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的传统在建国后畸形发展，被推至极端。茅盾亦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写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艺术的真实，就是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这一片光明的气象，就是我们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若表现生活中的“阴暗”就是对新中国心存不满，是仇视社会主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公式：真实=生活的本质=光明，这种对现实生活片面化、简约化理解正是当时的主流导向。面对公式化概念化泛滥，茅盾讳言党对文艺的专制领导以及教条主义批评对文学的束缚与伤害，只一味强调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学习马列主义，深入生活，加强艺术实践，三者反复进行，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不二法门。”由于对文艺“大跃进”的盲目趋从，他甚至认为“《红旗歌谣》三百首就比《诗经》强”。如何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茅盾在几千字的长文中绕来绕去，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最后只好以流行口号草草收场：“我以为学会两个主义的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加深马列主义修养、培养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也就是要善于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的问题。”在批判胡适、胡风、丁玲、冯雪峰、反右等运动中，他先后写了《良好的开端》《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改造思想》等应景表态文章，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体”特征与“修辞”风格。
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引起热烈讨论。茅盾以五十余万字的长文《夜读偶记》参与谈论。这是茅盾1950年代篇幅最长、最富于学理性的批评文章，可惜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夜读偶记》显示了茅盾作为“资深”批评家的丰厚学识与清明理性。文章秉承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宏阔视野与基本方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立场，疏理了中西文学的发展脉络，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发生、发展做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的阐释，其中的精见卓识如暗夜的繁星，熠熠生辉。如：对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言文分离原因的考察、从韩愈到李梦阳的文学革新运动的意义与局限的分析、对“历史的局限性”与“艺术的特殊性”的看法以及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深入剖析、对西方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进步意义的肯定等等，这些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不刊之论。然而，茅盾终究难脱时代文化思潮的窠臼与长期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简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把今日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格局分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一边是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抽象的形式主义；另一边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断然否定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被当作颓废、没落、色情、荒诞的同义词。”在茅盾看来，“现代派”的各种文艺流派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哲学基础上的唯心主义、非理性，创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是颓废没落的，思想内容是贫乏空洞的。在这里，茅盾不仅不再表现出一代批评大家“取精用宏”的博大胸襟，相反，时代文化主潮所追求的“纯粹化”“正典化”冲动表露无遗，由此必然带来理论视阈的褊狭与短视。
二
茅盾把自己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集命名为《鼓吹集》，暗含“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之意。然而，纵观他195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具有高度文学自觉意识和个体批评风格的个人话语往往与主流权力话语潜流并行，对既定文学规范不断进行质疑与修正，犹如平静海面下的急流与旋涡，使这一时期茅盾的文学批评曾现出鲜明的“双语”“复调”色彩。人们看到了茅盾建国后文学批评的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却不知道正是这些“矛盾”，体现了一代文豪在特定时代对文学本质的可贵坚守，展露了他竭力维持文学发展命脉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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