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虚幻的“历史拯救”
作者：宋文坛
摘 要：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逐渐显现，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民的“引路人”。但知识分子形象的苍白干瘪和自觉不自觉的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应，阻碍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
一、批判性的“历史诊断”
在“新时期”之初（“文革”结束至1980年代初），随着“文革”意识形态的解体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反思“文革”与“国民性”中封建主义遗留的关系，进而恢复“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但根本一条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一次恶性爆发……两千多年形成的封建意识，已经渗进了全民族的血液，沉淀在人的灵魂里，已成为民族性格、个人人格的一部分。”①在广大作家和批评家看来，以恢复正确的“政治路线”达到“拨乱反正”、进而解决现实与历史问题的策略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历史是非问题，而“国民性”内部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剖析与反思，而只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深刻的思索与解答，才能够对长期泛滥的“左”倾历史错误给予更深刻的“诊断”，才有可能探索出“拯救现实”的答案。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新时期”之初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以批判封建遗留、蒙昧主义和揭露“国民性”痼疾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尤其以高晓声和乔典运的创作最有代表性。
高晓声创作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和《李顺大造屋》等作品，对农民的“奴性”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是个被强权一再掠夺以至于濒临破产的农民，然而，他对自身的悲惨命运的解释却是“运气不佳”。当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之时，他以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木来排遣郁闷，求得自我安慰。甘于做奴隶，安于隐忍和麻木不仅使他沦于困苦的生活，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着强权的肆虐。而在“陈奂生系列”中，农民身上的“奴性”又进一步以“权威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因为生病发烧，被吴书记用车送到了招待所住下。一觉醒来，他回忆起吴书记的好处，就“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在《陈奂生转业》中，吴书记赠给陈奂生一只呢帽，小说描写道，那个晚上，当吴书记亲自将帽子戴到他头上时，“陈奂生心头的暖气，一直流到脚趾上，吴楚走后，陈奂生把帽子放在手上，足足抚了两个钟头”。强权的横行是需要“奴性意识”的支持的，无论它是采取野蛮凶残还是温情脉脉的方式，都需要有人甘为奴隶，并对其感恩戴德。陈奂生的思想里正有着这样的自甘为奴并对强权屈膝崇拜的意识，这在政治环境尚显昌明之时体现为“青天意识”，而一旦环境转为险恶，这种意识就很容易转变为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甚至有可能转变为迷信与盲从，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的深入解剖揭示了我们民族中令人震惊而又不能不正视的国民性痼疾，可谓入木三分。
与高晓声的创作类似，乔典运的《冷惊》也表现了对“奴性”心态的揭露和批判。王老五因为偶然得罪了本大队的支部书记，从此惶惶不可终日，在他看来，“挨整”是迟早要降临的灾难，于是他把村子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看成整治他的预兆，最后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他的主观臆想而已。对于他的精神苦刑的赦免是通过强权来执行的：他的老伴找来了大队书记，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才备感轻松，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冷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寓言性的作品。“无辜者寻罪”的情节极其典型地概括了强权压抑下的受虐狂式的变态心理，强权之横暴可见一斑，而人性在挤压之后的变形和奴化更令人感到深深的悲凉。
高晓声和乔典运的作品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农民性格弱点与历史浩劫的必然性之间隐秘的联系，从而成功地把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深入到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度。但他们的意义不仅在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既是对历史的“诊断”，同时也暗示了“拯救”的途径，那就是破除蒙昧、摆脱奴性；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这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再度出现，这带来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改变——知识分子因为握有“启蒙”的话语权似乎具有成为农民“引路人”的资格。
但问题往往并不那么简单，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这种致力于“拯救”的叙述，实际上是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拯救”叙述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模糊和不彻底又进一步使这种“拯救愿望”成为对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阻碍和压抑。
二、分裂性的“拯救”叙述
孟悦在论及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叙述结构时曾经指出，《班主任》在叙事方面的特点，是在沿用“文革”叙事惯例的同时颠倒了其价值内涵。“文革”的叙事惯例是，在“阶级斗争”的意义框架内展开两个冲突对峙的善恶王国争夺同一个价值客体的故事，而这个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社会的英雄将其救回。《班主任》正是在沿用这一叙事模式的同时颠倒了原有的价值序列。在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她又进一步指出：“它在如此消解了《海霞》式的经典密码后，并没有实现一个成功的救还，而是结束在一个‘救还的愿望’上。接受了正义社会使命的‘班主任’尚然不是‘英雄’，于是，这个人物只是正义社会‘愿望’的代言人。”②
如果仔细阅读“新时期”之初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问题的小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孟悦深刻的洞见。在她看来，“班主任”虽然还不是英雄，但至少表达了做“英雄”的愿望。不过，我想对她的看法加以补充的是：事实上，在当时大量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与“班主任”式的自诩为“正义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够不上边的——他们不仅“尚然不是英雄”，他们的形象简直是软弱无力、苍白卑微的，有时甚至近乎于丑角——可以说，这种形象才是他们真正的“事实形象”；而那种“正义代言人”式的英雄形象只不过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承认这一点是令人沮丧的，但这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分歧：知识分子作家一方面雄心勃勃地致力于为社会（特别是农民）提供一种启蒙主义的“拯救叙事”，而另一方面，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消解、颠覆了这一话语企图。从而，叙述便尴尬地处于自身分裂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想象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主体”“拯救苍生”的故事，而另一方面，这个故事因为“英雄”自身形象的苍白干瘪而只是一个有名无实、徒具其表的“愿望”。
我们不妨以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为例，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爬满青藤的木屋》描述了一个在与世隔绝的山区林场里发生的“封建蒙昧主义与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盘青青被描述成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她被迫承受丈夫王木通的封建主义夫权压迫。而王木通则被描写成一个封建家长，他目不识丁，却十分专横，以暴力维持着家庭的等级关系，将盘青青的自由牢牢地限制在“木屋”之中。显然，作者以象征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封建堡垒”的典型。打破这一封建秩序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下放到林场接受改造的知识青年李幸福。他为这个封闭的世界带去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早晚刷牙，用香皂洗脸，阅读书籍，收听广播等等。他的到来起到了对盘青青“启蒙”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盘青青渐渐产生出对旧的生活方式的不满和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向往。这当然引发出李幸福和王木通之间的矛盾和争夺。而最后，李幸福和盘青青“有情人终成眷属”，逃离了王木通的魔爪，远遁他乡，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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