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巧用比喻，尽得风流
作者：张西存
开篇——不着边际。“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接下来，鲁迅先生用形象化的语言，列举了种种实例：有耍猴耍羊的，有玩狗熊玩小魔术的，还有把孩子装进小口颈坛子或用尖刀将孩子活活刺死的……花样不同，手段各异，但末了向观众伸手要钱则全然一致。有的在演出中途或末了，还派专人向观众说些“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之类的江湖话语。题目是《现代史》，文字过半，却在谈大家都熟知的生活现象：变戏法的，全然不着史之边际，令人莫名所以。
结尾——始露端倪。行文至三分之二，作者写道：
果然有许多人撒钱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撒钱，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现实生活中曾有和正有的种种戏法表演者和看客，委实若此：一方，是改百种面目，用千般手段，极尽表演之能事，最终目的全在乎敛钱，为谋生，亦为致富；另一方，则总想爽神、悦目，使早已腻烦的日常生活有所变更，添些活气，却又总是无奈、被迫多于情愿地掏出钱财，还要常常生出失望和懊悔——在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变更、活气和爽神悦目。之后，便是短暂的间隔、沉寂之后，又依然是花样百出的表演、敛钱和无奈、被迫多于情愿的受敛、失望……而这，跟现代史又有多少关系？
最后，文章才说：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 Hua-zaa（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又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才真是“不死不活”的了。
——至此，稍肯动点心思和了解自宣统皇帝退位到1933年作者著此短文的中国现代史的读者，才会隐约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现代（史）政坛上不断变换的统治者与被治下的凡民百姓之间，是有几分像戏法表演者和看客的，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并非没有关联，全然“写错”了的。
掩卷——令人叫绝。待放下文章，细加思索品味，真真令人拍案叫绝：——现代史？现代史——堪称绝笔的中国现代史！它既可囊括已成为过去的现代，又可涵盖还在发展的现代。不是吗？从辛亥革命窃夺国柄的袁世凯，到次第登台统治北方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从称雄一方的两广、滇、黔、川军阀，再到1928年统一全国的蒋介石集团，他们虽说统治时间、地点各异，所举旗帜和统治方式有别，但对人民政治上的黑暗专制，尤其是经济上的残酷搜刮掠夺却完全一致。如：从1912年至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借外债十三亿美元（其中54%用于个人争权夺利的军事开支），全靠人民血汗偿还。另外，直接搜刮民脂民膏，发行公债，增加赋税，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军阀们还纷纷发行军用票、金库券等名目繁多的债券，数额愈来愈大，货币几成废纸。田赋预征，四川潼县在1926年竟预征到1957年{2}。1928年开始统治全国的蒋介石集团，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孔祥熙一家，搜刮民财就达美金十亿以上。——抗日战争期间，一位美国负责官员曾说：“中国何必到处去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足以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了。”孔家在抗战胜利后，仅上海的房地产价值即有几百万美元{3}……若将这些曾在中国现代政坛匆匆过客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政客，比之于不断出现在街头闹市，满面春风气冲斗牛瞒天过海妙语连珠只为算计看客钱包的戏法表演者们，何其准确、精彩！而另一方面，作为被统治的人民，数十年来虽则摆脱了持续两千余载的封建皇权压迫，不断对变换频繁、花样翻新的统治者生出新的希望和期盼，却又总是不断地遭受掠夺搜刮，得到失望和无奈，茫茫中国，仍长夜如磐，暗无天日，他们又多么酷似那些总是被骗和被敛的看客！从1912年至1933年的中国现代史，虽曾有过那么一点曙光出现，但从根本上说，活生生是一部大小新旧军阀混战史，更是一部不同军阀政客以不同方式花样对人民大众的搜刮盘剥史。作者称这篇文章意思“浅得很”，惊呼“写错了题目”，倘细加品读，文义恰恰是丰厚尖锐，而且构思极为含蕴精巧，哪里有半点儿错！
这篇《现代史》的成功和出色，主要得益于比喻技法。从开篇到结尾，虽无只言片语涉及真的现代史，且在篇末声明“写错了题目”，但读者自能依据已有的学识阅历，经过思索联想，由不断出现的以各种花样表演来向看客敛钱的变戏法者，想到靠手中军队主宰政坛，搜刮吸吮人民血汗的中国现代军阀，前者之“史”，也就是后者之“史”。“写错了题目”，看似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犯了过错，实为含蕴巧妙的点睛之笔，读者正是透过这句点拨，看穿了笼罩在文章外表的云雾——形形色色的戏法表演者们，只不过是一片障人眼目的树叶，一种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喻体，其作用，即是勾连牵引被遮掩了的本体：那些未能见诸文字的中国现代军阀、政客及其对人民的花样百出的盘剥，令每一个正直、有识见的国人都感到羞惭、痛心和切齿的真的中国现代史！甚至，读者以今天的眼光读来，还能想到时下某些常常易地择地为官，吃流水宴一样来去匆匆的“公仆”，举的旗帜，喊的口号煞是漂亮动听，但骨子里想的，竟还是当老爷，刮地皮，光宗耀祖，虽损民误国而毫无歉意和悔意，令作为“主人”的凡民百姓大为齿冷。
鲁迅先生之所以如此构思写作，除了当时社会黑暗，文禁严酷，作家难以直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受，更为重要的，还是源于杂文文体的艺术要求——在“论时事”“砭锢弊”“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同时，十分注重含蓄蕴藉，注重艺术包装。其实，我国传统的文艺美学也一直是如此规范的，不论写诗还是绘画，都非常推崇含蕴和耐人品味。画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顾恺之语）；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清人叶燮在《原诗》中更是说得明白透彻：“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4}——《现代史》，便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美学原则。不足千字的短小篇幅，看似只写休闲琐事，轻松悠然，实则巧用比喻，于“不言”但却“可解”之间，囊括、承载了这么严肃、丰厚、艰深的社会内容，让读者在审美愉悦的广阔天地驰骋、遨游之后，能切切实实领悟其“寄托”、“指归”，感受到深刻有益的思想启迪，这不能不归功于鲁迅先生在艺术表现上的纯熟精到：妙用曲笔，以虚写实，云遮雾罩的外表之下，文章题旨的庐山真容始终隐于幕帷之后，连犹抱琵琶半遮面也不肯为，但因为有了巧妙的喻示作阵风，薄薄的幕帷竟也荡起了一角，庐山真容还是有一鳞半爪露了出来，读者经过“思维”想象的构建补充，自能得其大意且可反复吟咏回味，真可谓“含蓄无垠”，“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5}；“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也不免……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6}。——这是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这篇昂扬着主体精神的先知，具有振聋发聩的“内出血效应”的思想扣杀力，又有艺术为胆识壮行，为胆识增色，“曲”美被表现和发挥到极致的《现代史》，实在是先生的出色贡献，也实在为杂文创作的后继者们树立了楷模。
虽然时过七十余载，《现代史》这朵小花，依然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杂文艺苑中，浓浓地洋溢着清香、芳华和朝气，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仅由此一“斑”，亦可窥知全“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西存，山东省菏泽学院西校区初等教育系副教授。
① 《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8页-第269页。
② 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84页。
③ 姜昆、王习耕编著：《民国轶闻》（第五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10页。
④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18页。
⑤ 《鲁迅杂文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049页。
⑥ 《鲁迅杂文全集》（《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