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
作者：方 忠 陈兴丽
摘要：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台湾女作家，李昂大胆地以性为切入点，从情爱书写中表现女性备受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价值发出沉重的拷问，并从性的暗孔中瞭望广阔的社会人生。本文以李昂的创作轨迹为线索，从性意识的萌动与觉醒、以性透视社会人生、性与政治的结合三个方面，探讨李昂小说情爱书写的深层意义。
在当代台湾的女作家中，李昂是独特的一个。她以那些直面人生、令人震撼的情爱系列小说，向封建传统观念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了强烈的挑战，走在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列。自“人间世”系列小说发表一直延续至今，李昂的小说对两性间的情爱及与之相关的道德问题都有大胆而露骨的展现，近期则更进一步将情爱书写连结至政治层面，因此，李昂一直备受文坛瞩目与争议。
其实，李昂是一位批判意识、问题意识很强的作家。她指出，“‘性’只是当时我关怀的，用来批判社会，或者是借用来展露一些在这样压抑社会下的人性问题。”①在台湾女作家中，李昂和欧阳子都以性描写而著称，但欧阳子是把解剖刀深入到人的性心理深处，着重开掘性的心理意义，而李昂则将性提升至人性层面，挖掘性的社会意义。李昂又是一位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家，她自觉地从女性本位立场出发，不是“以性写性”，而是“以性言他”，把情爱作为一面镜子来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中女性备受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价值发出沉重的拷问，并从性的暗孔中瞭望广阔的社会人生。本文以李昂的创作轨迹为线索，从性意识的萌动与觉醒、以性透视社会人生、性与政治的结合三个方面，探讨李昂小说情爱书写的深层意义。
一、性的萌动与觉醒
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在台湾风靡一时。以《现代文学》杂志为依托，一批现代派女作家崛起于台湾文坛，如欧阳子、陈若曦、施叔青、丛甦生等。处于少年时代的李昂也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起步。她多以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作为自己剖析社会、思索人生的出发点，表达有关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叛逆意识、焦虑、死亡等现代主义的主题。正如李昂所说，“当青春期特有的焦虑不安跟存在主义所强调的自我追寻加起来，就产生我小说里的种种。”②李昂自1968年开始创作小说，在处女作《花季》中对女性的性心理进行了大胆展示，将隐秘幽暗的心灵世界与扭曲、怪异、梦魇似的意象世界并置，预示了她未来的创作方向。少女在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在暖暖的阳光抚摸下，突然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她走出家门，跟随年老的花匠去取圣诞树。一路上，少女的想象力展开了翅膀，她既渴望受到冲击，因为朦胧的性意识已经开始萌动，生命冲动呼唤着她；然而她又担心事情真的会发生，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和女性意识的自觉让她暗想了多种反抗措施，而当一切都没有发生时，她又觉得“一切竟是这样的无趣”。少女在冒险的渴望和虚拟的反抗中“让自己的欲望尽情沉浮”③。
随后的《婚礼》将现代主义与性描写结合得更加明显。作者以“审丑”的眼光，细致入微地描画了许多丑陋的意象，如“四月黄昏的太阳像发臭了的蛋黄，冷冷地、无助地浮在一大堆似黏浓蛋清的云中”，“一个干净的厅堂前的蓄水池中浮游着一条死了发胀的大老鼠”。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主人公如“等待戈多”一般一直在“寻找菜姑”，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菜姑，并参加了一场所谓的“婚礼”，但结局同《等待戈多》一样是怪诞、彷徨和虚无。男主人公心目中的女友是“一个丰盛的，大可好好的啃啃、好好握住的女孩”，以此来写女孩的性感、丰满，充满了性的意味。
到了《有曲线的娃娃》，除了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和性心理的开掘之外，李昂对女性“自我”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对两性间的关系也开始了尝试性讨论。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的经验会对人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有曲线的娃娃》中女主人公的“娃娃情结”就与童年经验有关。孩童时期女主人公喜欢娃娃而不能得到，自己用旧衣服做的娃娃又遭到了同伴的嘲笑，而邻家女孩妈妈的拥抱让她“第一次触到那般柔软而舒适的东西……第一次她真正地渴念着她的妈妈”。心灵的伤害加上母爱的缺失使女孩形成了“有曲线的娃娃情结”。如果有丈夫的包容与理解，女主人公的“娃娃情结”也许可以消除，但是当她向最亲密的丈夫坦露了这段心事后，丈夫却不屑一顾地嘲笑了她；当她将泥娃娃的故事也告诉了丈夫，他却“仅是冷淡厌恶地以着一种奇异的眼光来看她，仿佛他注视的是一只有某部分残缺的动物”。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长期处于不平等、被忽视的地位，其心理需求、精神渴望乃至生理需要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丈夫只要她做自己生活的点缀和家庭的附庸，而不关心她的内心世界。于是女主人公在“娃娃情结”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弗洛伊德认为“当心理生活刚刚开始时，自我的本能指的是自我本身，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这种状态被我们称为‘自恋’”④。女主人公便是陷入了自恋的泥淖，“她向她的乳房弯下头颈，却发现她永远无法触到它们。”于是她渴望生一个孩子，目的是“能有一张可以吸吮她乳房的小嘴，一双可以把玩享有她乳房的小手”。在痛苦挣扎中，女主人公曾经努力抹去心中的奇怪念头去爱丈夫，维护他们的婚姻，但在历经煎熬之后，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给自己找到出路”，于是她与丈夫争执着要回故乡去疗救心中的创伤，勇敢地对丈夫说出“不是依着你的方式，必须照着我的方法”。至此，女主人公完成了由顺从、不自觉，到痛苦挣扎，到自我意识觉醒、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
李昂在创作初期，即以叛逆者的姿态挑战传统创作观念，大胆地以性作为表现手段和观察角度，在神秘幻想与现实批判之间大胆探索生命本能的困扰，揭露爱情与性欲的纠缠，她因坚持对性问题的探索而毁誉参半。
二、以性透视社会人生
进入20世纪70年代，李昂为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吸引并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此时的李昂以“社会工作者”自居，关注焦点从人的精神和潜意识层面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着力探讨情爱与性在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中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使她的作品获得了较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她写出了反映少女性教育问题、表现社会对女性的性错误持有不公正态度的《人间世》，讽刺欧风美雨中台湾社会崇洋媚外的《苏菲亚小姐的故事》，表现“双性恋”者心理、情感的《莫春》。
80年代“新女性主义”在台湾兴起，台湾女性文学走出了闺秀文学的模式，具有了强烈、厚重的社会意义。新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传统观念对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扼杀，呼吁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同时，新女性主义文学强调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完善，由自觉、自爱达到自强、自立。廖辉英、袁琼琼、朱秀娟等崛起于台湾文坛，显示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卫姿态。廖辉英善于塑造接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事业有成的新女性形象，如《红尘劫》中的黎欣欣；袁琼琼和朱秀娟擅长塑造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强人形象，如《自己的天空》中的静和《女强人》中的林欣华。与上述作家相比，此时的李昂表现出更为激进的女性立场，当同时代的女作家致力于新女性形象塑造的时候，李昂继续坚持从性的角度切入女性题材，向男权社会中心秩序与封建文化发起了更为强烈的挑战。
李昂此时对于情爱与社会的思考更加深刻。在1982年创作的《爱情试验》中，她对爱情、信仰、性、道德、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作品中的女子代表爱情，四个男子分别代表信仰、性、道德和家庭，在女子的心中拥有对爱情的坚定信仰，爱情、性、家庭应该是统一的，但这几者的不统一造成了女子的悲剧，她却被指责为道德失范。千百年来，女性一直生活在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之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围绕女性的悲剧命运与不平等地位这一主题，李昂在1983年创作了惊世骇俗的《杀夫》。与50年代女作家“哀而不怒”的叙述风格不同，李昂的叙述充满了暴力与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最终又以女性的暴力反抗把悲剧演绎到极致。由于作品中性与暴力的描写，《杀夫》一时成为社会和文坛争论的热点，但其中包含的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肯定，《杀夫》也由此成为张扬“新女性主义”反叛精神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