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论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
作者：任葆华
摘 要：路遥的小说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问题。苦难是路遥小说人物成长中的核心话语，成长的引路人则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成长是人生中的一个主题，自然也是文学中着力表现的一个母题。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就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因此，从成长叙事的角度看路遥的小说，或许是一个很有“生长性”的视角，路遥小说艺术魅力产生的秘密，或许也会由此得以揭示。
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西方，有一种小说类型，就叫“成长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这里的“成长”，主要不是指生理层面上的生长发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成熟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存在趋向社会化，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路遥的成长小说主要描写具有乡村身份的知青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染以及爱情的折磨下，其乡村身份遭遇的种种危机，以及他们如何适应与抵御，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最终成为一个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故事。
走出家庭的避风港是每个人成长都必须经历的一步。对于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出走往往意味着是由乡入城。进城是一个无极的追求，是一个身份习得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主人公成长的最大考验就是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与磨难。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甚至矛盾，导致了进城的乡下知青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两难选择。儿童时代对家庭的依赖及生存环境的熏染，使他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植入了乡村文化的基因，然而当他们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必然产生社会化的内在冲动，希望走出家庭，摆脱家庭的羁绊，成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精彩的是它完全是一个多姿多彩而陌生的世界，无奈的则是它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他们来到城里后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身既有的文化素质根本无助于他们适应这个社会环境。这种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就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常常徘徊于城乡两种文化身份的矛盾冲突之中，饱受精神的折磨与考验，其结果往往是或暂时回归于传统乡村文化的轨道，或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或始终徘徊在两者之间，但最终他们也都因此懂得了如何应对现实生活，获得了自我的成长。如他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马健强、高家林与孙少平等，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乡村知青，有着一个共同的动作——进城，或是求学，或是务工，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同一性和持续性。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与安全感的自然诉求。在城里人的眼里，外来的乡下人始终是一个“他者”，而且“乡下人”这个名称常常和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狭隘自私，甚至脏臭等联系在一起，而在乡下人自身，生活环境的闭塞、经济的窘困、文化的贫乏、历史积淀的小农意识，甚至他们身上的土气也使他们在面对都市生活、面对城里人时常常自惭形秽、手足无措，流露出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与城里人之间总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不仅是户籍制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城乡身份差异，更主要的是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现实地位的差异所造成的。孟繁华先生认为：“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同样对于进城的乡下知青来说，也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因为在城里，他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连根拔起，实际上依然生活在与故乡群体的文化模式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虽无法融入都市的文化环境和群体，但城乡物质文化的差别却又使他们不能就此回乡。这种肉体上的坚守与精神上的漂泊背离的矛盾也就促成了他们尴尬的生存状态。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健强带着乡亲们的期望，怀着对现代文明和理想生活的向往来到城里求学，他首先面临却是饥饿的威胁和考验。但对于他来说，最苦不堪言的倒不是饥饿所带来的肉体苦难，而是由于贫穷在精神上所遭受的蔑视与嘲弄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上的苦难。在异质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他的内心充满了自卑、忧郁与孤独。
《人生》中的高加林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先天地接受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在城里学校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对城市生活充满渴望，面对父母的谴责，他曾郑重宣称：“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像你们一样，在咱们高家村的土里挖刨一生。”而当他真正面对自己向往的现代城市文明时，又常常难以克制心中涌起的自卑。为了获取文化身份上的彻底变更，他做出了有悖于传统乡村文化道德的选择，抛弃了乡下姑娘刘巧珍，选择了城里姑娘黄亚萍之后，然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良心的谴责与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一种反映。
同高加林一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也是一心一意地想进城，为此他不惜在城里担当揽工汉，靠卖苦力谋生，但就是不肯回乡与哥哥一起经营砖厂，甚至为了获取城市户籍，甘做充满危险和艰苦的井下挖煤工。然而户籍的更改，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文化身份，乡村文化中许多的价值理念依旧为他所认同和践行。他在谈及自己要为父亲箍几孔新窑洞时说：“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造一座纪念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中人的面前!”在孙少平看来，给父亲箍几孔新窑洞，似乎是自己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标志。他最终选择了惠英嫂，而不是大学生金秀，这也是在他对自己文化身份清醒认识后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面对城乡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路遥最后以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名义让马健强选择了逃避，又以其所谓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道德观念来使高加林得以规训，并回归传统，而让孙少平则始终徘徊于城乡文化之间，接受双重文化的煎熬，并试图努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如果说，马健强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主要是由于乡村物质文化的劣势地位造成的话，那么高加林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更多源于乡村精神文化的落后现实，而孙少平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象征了乡村文化面对城市文化时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挫折。孙少平是路遥着力塑造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乡村文化的美德，又有对现代城市文化的追求，然而最终也未能摆脱城乡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可以说他是一个游荡于城乡文化之间精神上的漂泊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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