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伍尔夫创作中的双重焦虑
作者：孙萍萍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作家之一，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为出发点，凭借着一个女作家敏锐的性别意识，努力探索女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囿于传统观念及文学写作规范的影响，她的焦虑是更深层次的，一是作家身份的焦虑，即伍尔夫对自身文学创新如何超越前代作家，如何摆脱传统写作规范以及自我超越的担忧；二是女性身份的焦虑，即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潜意识中各种束缚女性创作观念的超越以及对女性叙事方式的探索。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作家之一，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为出发点，凭借着一个女作家敏锐的性别意识，努力探索女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伍尔夫通过探寻女性的文化传统，发现从题材到语言风格上，男女作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生活体验，女作家无法在男性话语中找到适合她们的表达方式。理论的传统话语方式只是便于表述父权文化的价值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男权话语对女性思想表达的束缚。她呼吁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们自己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被压垮，也不歪曲她们的思想。伍尔夫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地与传统的男性作家的创作风格相抗衡，积极寻求一种能充分表达女性真实处境的、又适合女性表达的艺术创作方法。这使得她在创新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前代作家影响的焦虑及自身女性身份的焦虑。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诗学著作《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nece，1973）中将文学的影响比作父子关系，“影响的焦虑是期待自己被淹没时产生的焦虑……像惧怕洪水一样惧怕前驱(父辈诗人——引者注)的新人实际上把某一重要部分当做了‘整体’,而这个‘整体’乃是构成其创造性焦虑的一切，是每一个诗人内心的幽灵似的阻塞剂”。弱势诗人只能模仿其父辈诗人，而强势诗人却能奋起抗争，挑战父辈诗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对抗。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将“文学父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弗洛伊德范例转变成女性主义的影响理论，用来形容在父权制文化与文学中的19世纪妇女作家的焦虑”。实际上处于18、19世纪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学中“子”的角色，长期以来，艺术创造被视为是属于男性的领域，女性作家是被放逐者，她的存在是不被考虑的。吉尔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学俄狄浦斯范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造力与文学史图景，她的焦虑是更深层的。——一种对作家身份的焦虑。”“在尝试拿起那严格防范她们使用的笔之前，父权制以及其种种文本早已囚禁了妇女，使她们当个顺民；她们必得要从那些男性文本中脱逃，那些男性文本把她们当作‘无用的人’，拒绝给她们自主权，以防她们拿来弄出另一套来取代现在幽禁她们防着她们拿起笔来的权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过程是她与各种男权中心的文化的、语言的规范抗争的过程，也是对以男性为代表传统的文学权威挑战的过程。其所受的影响的焦虑是双重的，一是其作家身份的焦虑，二是其女性身份的焦虑。
1．作家身份的焦虑
伍尔夫没有受过任何成为一个作家的正式教育。她自己认为，作家的训练并不像美术、音乐方面的训练那么明确，而阅读、倾听、休闲都同正式教育同等重要。虽然她因被父亲剥夺了同兄弟们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而怀有怨愤情绪，但宽松的家庭氛围却为她提供了不同寻常的非正式教育。她在书籍的包围中成长，父亲的教诲给了她很大的鼓励：“阅读你喜欢的书，只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这就是他在读书的艺术上唯一的教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写作，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就是他在写作的艺术方面唯一的教诲。”她的阅读似乎并不遵循任何轨道，完全是接受天然喜好的指引。她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大作家的名字及计划要读的书目，但没有任何当代作家，因为她要同经典作品一起并完全用确实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大量阅读、倾听及讨论使伍尔夫有自己的观点，为其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着雄心勃勃、令人嫉妒的自我训练，她的目标是“重铸”传统小说、传统传记和人物性格的传统处理方法，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自己的创作能捕捉并描写现实生活中难以琢磨的许多东西。在创造性写作方面，伍尔夫被奥斯丁、梅瑞狄斯和哈代的成就震吓住了，她曾多次肯定并赞扬简·奥斯丁在创作中发明的恰合她自己的一种完美自然、形态绝妙的句法，她也努力使自己的眼光超越成熟完美。她的1903年的海德公园门日记和1906年-1909年的旅行日记是她在创造性写作方面所进行的描写练习，在想到乔治·艾略特时，她赞赏她的观点的差异创造性行为，认为智力的渴求一定会使女性的观点变得完满。伍尔夫在1906年夏天也首次从模仿性习作转变到妇女“观点的差异”上来。她在1908年到1910年间所写的传记评论中，强调人物生命中的若干动机、行为和侧面的一个个自发的随意的瞬间镜头的描写，这些都是她后来成为小说家至为关键的文学理论，她所审视和关注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隐秘、瞬间和隐晦的成长体验，而不是公开化的行动。1915年出版的小说《远航》是伍尔夫就如何表现人性中被忽视的东西所做的积极的探索。其实早在1908年该书已经动笔了，伍尔夫多次重写此书，她留下了五种草稿，此外还烧掉了很多。她想改变小说的形态，想进行现代艺术的实验，但这在当时对她来说是孤立无援的艺术抱负。由此可以看出她当时内心的躁动不安，她曾对克莱夫·贝尔说“我的大胆吓坏了自己”，她在大胆创新和传统小说的适度规范之间来回转向。1917年，她与丈夫伦纳德的霍加斯出版社的成功创办，使伍尔夫成为当时英国唯一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女人，她不需要向专业出版社的挑剔低头，也无须配合出版商的需求和邀约而更改自己的写作计划。到了1923年夏季，当她创作《达洛卫夫人》时，获得他人赞赏的需要被全部抛开了。在1923年6月19日日记中写道：“我感到仿佛匆忙之间卸掉了所有的舞会服装，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她完全摆脱了外部的影响，她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小说中的人物。从1932年起，她开始称自己为一个“局外人”，这便开始了伍尔夫生命中最后一次腾跃，1932年10月2日日记中写道:“……现在，我50岁了，我正做好准备要无所阻碍地、笔直地并毫不偏斜地射出我的弩箭，不管它们是什么。”
在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中，自身对其作品创新、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焦虑使其处于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溃。伍尔夫在其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这种担心与忧虑。“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可以肯定，这个短篇（《邱园记事》）是得不到什么赞赏的。而我还会对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1919年5月12日记）“《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飞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毁还是誉我并不特别计较，只是这些东西扰乱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终于设想出一部新小说的新表现手法。……即结构松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时，更接近主题，却又能保持形式和节奏的不变。”（1920年1月26日）“我将不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而作出改变，现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将来也是。”（193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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