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儒学对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建构
作者：赵晓慧
摘要：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受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由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形成中一直处于主干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学在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历史过程中起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
儒学是中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为谋求理想生活在同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导而发展起来的。两千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学形成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德行以至文艺、美学、礼俗等众多层面的全方位的完整文化体系，其内涵深厚渊博，影响宏大悠远，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建构中华民族具有特质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更是产生了重大作用。
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如果把它们进一步升华和进行理论概括的话，可以表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这种“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一旦融入于社会运动的整个大系统之中，将其现实化、具体化，就是该民族认识、对待社会以及人生，包括社会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等客观事物的方式、感情和态度。简而言之，所谓心理结构就是人对人生、社会及周围环境所产生的“心态”。所谓思维方式则是人们认识、体察、省悟问题的思路、习惯、具体方法和特性的总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受该民族的文化素质所决定的，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鉴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形成中所处的主干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儒学在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与支配的作用。
儒学的基本核心概念是“仁”和“礼”。所谓“仁”,《论语》中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解释:“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仁”本来就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则为“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是核心，是根本；“礼”既是制度，又是礼仪、礼节。它既反映尊卑等级的社会关系，又表现孝悌长幼的血缘因素。由于“仁”与“礼”的互补作用，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仁爱之心”和朴实厚道的“博爱”感情。按照孔子提倡的“一贯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下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基本心态之一。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在传统上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完善、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培养，大力倡导“人文主义”，但在客观上却忽视了人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这种心态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为“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民族价值取向。这种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的和谐稳定、秩序井然。但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建立在不破坏血缘关系的小农自然经济之上，它阻碍了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一旦当商品经济不可抗拒地大踏步而来的时候，这种小农自然经济又可能会表现得异常脆弱和不堪一击。
儒学伦理学说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社会建设人才。这一点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儒学在实现人格完善的过程当中，所提倡的很多价值观念在今天看来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安贫乐道”心理就有着明显的二重性。从孔子所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再从子贡所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同上）这些方面来看，其主观精神是好的，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完善。但是，由于孔子个人价值观念的作用，使它在处理“道”和“贫”的关系上出现了一定的偏颇。例如孔子在给子贡回答问题时所提出：“贫而乐”的主张——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同上）。所谓“贫而乐”，就是安贫乐道之意。孔子还在与冉有谈话中明确发挥了这个意思。他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把贫与道基本画上了等号，但在无形中又把富与道对立起来，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心理，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价值观影响很大，使他们以安贫为荣，不愿谈富羞于谈富。长期以来把这种安贫乐道的文化心理奉为美德，要求人们向它靠拢。实际上，“安贫乐道”固然是一种人生境界，但也有可能导致“安于现状”，封闭保守，不敢进取求富的心理障碍，在个性心理上束缚了开拓、竞争精神的形成，客观上也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改革开放提倡商品经济的今天，面对社会进步大潮，我们应当重新给“安贫乐道”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同时孔子所提倡的“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也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是孔子谦逊而恭谨的说法，所谓述而不作，并不是完全复述前人之说而没有自己的创见。这句话综合起来的意思是，孔子自己要尊重前人的智慧，不求有意创新。但我们一些后世的儒学家们却把“述”与“作”对立起来，只强调重复前人，不敢开拓创新。这种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久而久之，使得我们的文化心理趋于保守，导致过分因循守旧，害怕变革创新。应该看到，文化的发展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又离不开创新，离不开创造性思维，应该既述且作，又述又作。既继承前人的观点，又能提出自己新的观点，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永远保持青春与活力。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受其传统文化所影响和决定的。在我们民族性思维方式特质的形成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化给予了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还主要表现为直观性直观主义的思维习性、人性基础的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辩证思维模式等方面。
儒家文化重视直观、现实的思维方式，这和儒学的“实践理性”特征分不开。“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在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时，孔子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制止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当樊迟“问智”时，孔子更明确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从整部《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反对空谈玄虚不实之物，他所思考的谈论的大部分事物都是那些很直观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或是极为具体的历史和教育问题。孔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里所谓的“讷于言”是指少说空话，“敏于行”应该是指多做实事。从全本《论语》中很少能找到孔子运用逻辑证明的方式去说明问题，而主要是采取直觉主义的直观事实的证明方法。这可能是孔子的基本思维方式。例如他谈到对待治史的态度时，有一段名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这当然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实事求是的治史美德。然而，我们从思维方法上对它加以推敲，可以看出这主要是一种直观主义的直观思维方式。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我们无须褒贬。但是形成这种思维习惯之后，对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认识不够、运用不善，就势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和缺陷。例如中国文化中缺乏鲜明的思辨色彩，长于技术拙于科学理论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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