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异化／反异化的生存图景
作者：廖冬梅
摘要：本文通过对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心理叙事的详细分析，对文本的深层意蕴提出了不同于以往评论的新观点。笔者认为其深刻揭示了权力意识和权力话语对自我主体的“异化”以及自我主体“反异化”的主题，并指出了这一主题所包含的多重叙事指向和潜在文本意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为“十七年”短篇小说叙事的代表性文本，以其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吸引了不同社会地位和审美倾向的读者，这是当代文学令人欣慰和不可忽略的文学事件。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和作家本人也发表过很多的见解，时过境迁之后，笔者再次阅读王蒙的作品，又有一些新的收获。本文试图对其叙事主题进行新的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谈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题，从笔者阅读所及的文章看，大致有这么几种：最早的一种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认为其明显地批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第二种则一般基于文本中两组对立人物设置，从“冲突”层面去阐释其主题：陈思和先生认为：“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①孙先科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②而另一种观点则通过对小说叙事人物文化身份的考察，认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③洪子诚先生认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知识者与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故事。”④上述几种理解都不无道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百花文学”，由于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与西方文化的隔绝，尤其是他们尚未能摆脱中国的政治语境来全面理解人道主义，因而“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⑤。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百花文学”期间，“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是事实，问题是能不能因为“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就推论出“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这一结论？笔者认为，从“百花文学”的文本实际来看，“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作品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而且使中国“百花文学”作家对人的异化的揭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堪称这方面的典型文本。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一个为批评家所忽视的，与前述“反官僚主义”“冲突”论主题有关，却不能被完全包含进去的思想蕴涵：文本通过细致的心理叙事，深刻揭示了政治权力机制、意识以及权力话语和自我主体之间“异化”和“反异化”的关系。
“异化”这一概念，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其总的含义主要指人的异己化，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控制、支配和奴役而成为“非我”。马克思曾经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劳动异化人”的现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的罪恶。
那么，在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否存在异化现象呢？王蒙用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王蒙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成为文学禁区，思想和批评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基本持否定立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自然会被论者忽视和遮蔽。即使到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兴起后，新时期文艺思想界还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热烈论争，并一度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异化”这一问题因其涉及到文革期间一系列反人性和反人道的荒诞现象的历史反思而成为新时期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个理论焦点。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的观点也引起过争议。⑥今天，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异化，实质上是一个超越性的哲学话题，它主要表征人的精神性生存状态，指人因被有形无形的力量所控制而失去自我主体和独立性的“非我”状态。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会发现，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的异化。在制度上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作为主体固然不会被公开的制度和资本压抑，仍可能被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支配而成为“非人”。从我国古代的《促织》到西方劳伦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的诸多文本，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过人的异化，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揭示了在官本位的权力机制、等级意识及其衍生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支配下，自我个体异化以及“反异化”的生存状态。
二、异化/反异化的精神图景
阅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久久萦绕心头的是一幅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中国式政治文明和权力机制的个人是怎样经由“自我”变为“非我”以及“自我”对“非我”艰难超越和反抗的“异化/反异化”的精神图景。文本对刘世吾、林震和赵慧文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叙事都聚焦于这一生存图景。
刘世吾绝非一个以往诸多论者解读成的纯粹官僚主义者形象，也不是简单的党文化的化身。他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被权力和官场异化而自我主体意识又没有完全泯灭的个体。刘世吾不是一个天生冷漠的人，他读《贵族之家》时还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过泪，他也曾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做一个花匠……”说这话时，“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做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言语间暗示了一种“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被整合和被异化的无奈和悲哀。
“组织部长”对于刘世吾来说是什么？是党对他几十年光荣革命经历和那条负过伤的腿的回报，也是他个人才智和能力的证明，还是一种外在政治身份和地位的附加和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和秩序的规范，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命名和“规化”。或许还应该是广大人民和群众的信任。“组织部长”这一身份所包含的复杂内涵，成为刘世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当时区委组织部这样的权力机关中，作为组织部长所必须面对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使他深陷其中欲罢不能。经年累月后作为一个被“秩序化”和“被异化”的“党工作者”，正是所谓“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人的某种东西”⑦。他只能从回忆中去寻找激情了：“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在这种没有激动、没有“感性个人”的生活里，在这种不能不服从上级和领导的集权制政府机关里，因为“现代生活的例行公事化对人存在着基本问题认识的压抑”⑧，年复一年，他没法不患上可怕的职业冷漠症，没法不使用那套为自己开脱的似是而非却很辩证化的权力话语。在那种“干部挂名而不做实际工作”成为普遍现象、在那种能让韩常新此类浮在生活做表面文章、有着“高明”政治策略的党工作者爱情功名双丰收、在那种对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麻木容忍到让魏鹤鸣气愤地感觉“也许要等到王长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的、非常复杂的“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刘世吾纵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他只能有那样一种身心二元分裂的怪诞性异化性生存状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处理麻袋厂王清泉问题上的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了。但刘世吾又绝非一个完全泯灭良知的被异化者。他对韩常新惯用的政治伎俩的嘲讽，对林震工作热情的肯定以及和他那番无奈而倾心的长谈，他内心对诗意理想精神世界的向往等等，都表明“例行公事”外的刘世吾还保留着一份对生命异化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