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焦虑：启蒙叙事的情感特征
作者：叶诚生
摘 要：启蒙是中国现代小说主要的叙事传统，也是人们解读小说经典时的阐释重心。启蒙文本的情感特征集中体现为复杂深刻的多重焦虑与冲突。丁玲的小说从女性意识的自觉与启蒙意图的现实危机这一角度一再传达着启蒙知识者的内在焦灼与现实困境。巴金特有的理想与激情、憧憬与感伤也反复强化着启蒙叙事的情感本色。
启蒙作为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一直是人们解读文本时的释义焦点。无论是出于启蒙理念本身的矛盾与冲突，还是由于启蒙理想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引发的现实困境，现代小说的启蒙叙事总是在展开与深化启蒙主题的同时强化着其情感特征。启蒙者的现实焦虑是多重的，我们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文本世界里既可以看到叙事者精神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也能够发现启蒙题旨内部产生的犹疑与反省。小说话语既怀抱着重建文化新理想的意愿，也不时生起汇入历史实践之中的现实冲动；启蒙与犹疑共在，政治焦虑、精神自觉与审美主体的艺术警觉同样俱存。如果我们深入到小说叙事的若干典型文本个例中，将会更加具体地感知到多重焦虑作用下的启蒙话语所具有的情感特征。
我们首先可以在表现女性自觉与启蒙意图的现实危机这一视角上将丁玲这位现代小说中富有传奇特色的作家作为一个阐释个案。丁玲在当时的叛逆女性中显得较为突出，她不但在日常生活意义上反抗旧式家庭礼教传统，而且有献身社会的热情与理想。这一点使她像茅盾一样，具备了足够的感知“历史—文学”复杂相关性的双重敏感与心理基础。丁玲的创作虽然可划分为若干阶段，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左联时期、延安时期、50年代后等，在各个不同时期其创作也确有发展变化，但贯穿其小说叙事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直没有完全消退，即对现代中国女性情感心理与现实命运的关注与表现，与之相应的是对现代小说启蒙主题的持续思考，主要体现为富有个性思想锋芒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传统惰性与封建意识形态，丁玲坚持了可贵的批判立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使丁玲小说有心理写实的色彩，加之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即是其虚构人物的重要活动依据，所以其小说又有明显的精神自传的特质。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扬的主体精神，小说叙事中客观写实一面的存在，特别是其坚持着的敏锐观察与独到思考，更使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物与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丁玲可以说是一位个性意识、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都十分强烈的作家。《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既是丁玲小说中的代表，也是我们考察小说启蒙题旨的典型个例。《莎菲女士的日记》可以说是“革命文学”时代开始后依旧保持着浓郁“文学革命”气息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五四式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20年代末几乎是最后一次的凸显。此后包括丁玲本人在内的现代作家们更多地置身于表现社会解放的文学大潮中，个性化的启蒙主题渐渐由前景隐为或浓或淡的背景。丁玲将莎菲设置成一个五四新思潮启迪下的时代产儿，像众多的“现代人”一样，既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又是新时代中的彷徨者；既是勇敢泼辣的新女性，又是处处碰壁的苦闷的感伤主义者。莎菲不仅在周围各色人物面前常常应对失当，而且对待自己的态度也是病态的，甚至对生命本身表示了极大的厌倦。带着浓重的丁玲影子的莎菲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着现代小说成型之初另一位以惊世骇俗之笔表露现代中国人多重心理苦闷的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而且更增添了真率大胆的女性心迹表白，与五四式启蒙小说相比，个性意识更强烈，心理冲突也更突出，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出了个性解放思潮与启蒙主义理想的某种现实危机。这样看来，《莎菲女士的日记》十分敏锐地抓取了中国社会即将转换到新一轮历史变革之际带给知识者与新女性精神情感上的冲击。“丁玲在成名作中，为蜕变中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格调凄厉而充满才情的哀歌。”①同样是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我在霞村的时候》题材更尖锐，现实感更强，女性意识更加自觉，因而对启蒙主题的展开显得更加深切。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位普通女性遭遇的特殊人生情境，使人们见出了兽性、偏见、习俗、怜悯直至命运对人物的包围。在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里，女性遭受的压抑是双重的：社会层面的现实压迫、性别层面的精神扭曲，加之同样要承受的民族冲突的重压。丁玲的小说叙事自觉正视了这一切，就《我在霞村的时候》而言，它不是简单的反映民族矛盾的小说，也并非浅薄的人道主义叙事，而是以女性的性别觉醒去关注身处多重困境中的人的现实境遇与情感心理。从这一意义上说，上世纪40年代初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一次延展。《在医院中》的写作时间也在四十年代初，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杂文）等作品一样，也是体现丁玲思想锋芒与叙事个性的作品，同时也是我们感知现代小说个性意识之起伏流变的一个例证。陆萍虽身在解放区的医院，但身上仍保留了太多的五四气味，她在上海接受的医学教育不仅赋予她业务知识，而且使她深受新文化观念的影响，以致频频与环境中那些守旧、愚昧、狭隘的人与事相冲突。这正是作家丁玲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她既真诚地向往革命，同时又时时觉察到革命自身尚未顾及的一些阴暗面。从革命叙事的立场来看，便是陆萍（丁玲）尚未完全融入革命队伍；从启蒙者的立场看，则是难以彻底忘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当然，正如前文已经论及的，个性意识、科学精神等“启蒙叙事”并非与“革命话语”不相容，毋宁说二者之间有着叙事逻辑上的深在关联；但革命过程的实际展开却又伴生着许多沉渣与杂质，政治革命本身也并不能自然克服文化痼疾。所以具有“革命”与“启蒙”双重激情的知识者难免要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去面对革命的历史实践，小说叙事更须以自身的敏感的体验去表现有关“革命”的多重思虑。这正是《在医院中》的意义。所以有论者说，茅盾既然把莎菲看作“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那么，陆萍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苦闷的绝叫者，只不过是丁玲小说叙事中最后一个了（当然，后文论及的文本个例中我们还将看到似曾相识的焦虑的“绝叫者”）。不少论者都已经意识到《在医院中》之于现代小说启蒙意图及其现实命运的阐释价值，如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对《在医院中》作了结构主义与“知识考古”式的双重解读②。“医院”“疾病”被当作一种原型般的隐喻，人物则处在一种颠倒了的“治疗”与“被治疗”关系中：“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在这种解读中，我们会想到，这是《狂人日记》故事的‘现实主义’变奏：‘狂人’呼吁人们‘改悔’，最终却被治愈，‘赴某县候补’去了。”这样，小说就在双重意义上完成了隐喻：一方面是主人公陆萍的所谓“小资”思想被克服，一方面则是更潜在的五四以来的文化意识与文学观念面临新的历史语境的重新编码也即面临“治疗”。“横向来看，这篇小说与丁玲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以及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势必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的重新编码。这一编码（‘治疗’）过程，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发展进程，也重塑了文学家、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纵向来看，1958年《文艺报》发动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再批判’，证明了‘五四’与‘5·23’（指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这两种语码之间的手术刀口弥合得并不完美，整个‘编码—治疗’过程必须反复进行才能奏效。一直延伸到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仍是这曾经声势浩大如今却渐趋式微的‘社会卫生学’驱邪治疗仪式的继续。”在这样一个有关“话语—权力”的开阔视界中观照《在医院中》，自然可以强化人们对其与多重历史语境和其他相关话语之间互文性的理解，进一步而言，丁玲通过小说叙事所传达的内在焦虑还包含着对“现代秩序”本身的犹疑，这是我们格外看重这一文本个例的更深在的原因，丁玲小说叙事之于启蒙主题的某种深度也正由此显现。实际上，丁玲有意无意地选择“医院”而非“更为褊狭保守的乡村”作为叙事场景，除了文学修辞上的原因外（即以一个本要治疗他人疾患的单位的自身病态来强化叙事的讽刺效果），的确隐含着一种反讽“现代体制”的动机（尽管在丁玲那里这一动机也许还并未构成十分明确的创作意图），这一文本意蕴除了意味着黄文所说的启蒙者将面临根本改变之外，本身也显示了启蒙者的一种自我疑虑，后者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换言之，丁玲除了有意识地呈现出“现代意识”与传统惰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至少在无意中制造了某种指向“现代叙事”本身的语义阐释的可能。之所以这一点更值得关注，就在于原本充满了历史实践指向的中国小说现代性在这一层面上有可能展开文化现代性的审视，具体到本节的论题上，其意义就在于为充满历史内涵的启蒙主题拓展出一层反观启蒙理念的可能。这样就可以将启蒙小说家的“焦虑”与前文论及的“从理性到疯狂”的内心冲突相印证，《在医院中》与《狂人日记》的相关性就不仅仅表现为叙事结构的相似，而更加体现为叙事者心理与情感内涵的丰富性。借用《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中的论说：“不容忽略的是，尽管有这样多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从结构上看，‘医院’这种社会部门却完全是‘现代科学文化要求’的产物。如果说这个环境有‘病态’的话，这已是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病态’。这样，陆萍等人的努力，实在是在要求完善这个环境的‘现代性’。”在我们看来，这种要求完善环境的认知前提是更重要的，因为它提示人们无论以怎样的新话语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包括“现代性”及其极端形式“社会革命”），其本身都是可以且理应被积极反思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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