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游子值颓暮　将穷山海迹

作者：李　超

　　
　　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黄节注引《韩子》曰：“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臞。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表面看，“战于胸臆”的结果是“肥”，灵运似乎得到了解脱；实际是欲罢不能、欲休不止。这种哀苦之音一直回旋在他的诗中，久久不能释然平静。释道思想可以排遣苦闷，其实践的操作性却不高。这时的谢灵运，想到的更多是遗世隐居，“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这一点，易代之际，嵇康、陶渊明的生命范式可能给了灵运更多的启迪。谢灵运后期的诗中有两处直接提到了嵇康：“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临终诗》），一再回想起嵇康，潜意识中可见前期意识的积淀。谢灵运对嵇康的悲剧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史载嵇康“夏日柳树下居锻”，《世说新语·简傲》载：
　　
　　钟（会）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的问话充满了肆意的挑衅，实不妨视为以隐逸的自由与高洁傲视出仕的羁绊与卑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也着意凸现这一诗意的画面：“康性绝巧，能锻炼。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 如果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以其稀世高绝的清峻之韵，唱出穷途末路的凄凉与哀婉；那么，“柳下居锻”则凝聚自然灵趣、肆意适性，写出人生的旷达与惬意。柳叶飘拂的轻盈，就定格为一个萧散自然、静谧和谐的画面长留心间，“柳下居锻”成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绝响。
　　从文化精神上说，易代之际的嵇康与陶渊明可以作为两种路径范式的选择：嵇康“柳下居锻”，“虽天下之至慎”；然而，出于愤激，“过为峻切，讦直露才”，最终走向了弃市。“薄汤武而伐周孔”的路是走不通的。那么，陶潜式的归园田居、颐养生年呢？显然，要真正地隐居，承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凄苦，恐怕是“乌衣子弟”的谢灵运所不能做到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是他最真切的独白。谢灵运自可凌丘壑，挥翰墨，谈古今，独不可受此苦难。况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潜的通脱、旷达，更是孜孜以求“安期术”、“弥陀净土”的谢灵运所不能望其项背。“五柳先生”，充其量只能是客儿内心寻觅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可以在心中泛起、荡漾，却难以挪移到生活中实践的层面。陶潜的生活是枯槁的，高门子弟的灵运是无法深味其中沉潜的静穆与深邃、浑厚与高古。退一步，即便灵运力任躬耕，也不可能像陶潜一样，欣悦地走向田园。此时的灵运，不得不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而谢家台柱子谢混、谢晦相继被杀，族人凋零，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田余庆先生认为，晋宋时，士族选定门户继承人时，往往看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户。灵运袭封康乐郡公，就意味着责无旁贷的延续、振兴家族的重任；他也确实做出了“努力”：出任永嘉前后，谢灵运求“决回踵湖、岯崲湖以为田”，又不停地“行田视地利”，俟机占为己有。现存的诗中，直接标明“行田”的，就有《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白石岩下径行田》两首。之所以如此，就出自对家族整体利益的维护。谢灵运本人在《山居赋》自注中就坦言：“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但非田无以立耳。”因此，谢灵运虽然洞达适性悟生之理，却终究难以弃却俗累，无法摆脱家族历史赋予的重任，也就无法获得悟道者宁静、纯粹之境。这不能不是谢灵运的悲剧。
　　
　　三
　　
　　出入释道，谢灵运似乎得到了解脱，“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自可逍遥、徜徉于秀山丽水；实际上远非如此。谢灵运来不及到暮年，就被巨大的外力强行划了一个生命休止符，终以凄苦之音结束了鲜活的生命。一朵惊世绝俗的鲜花就这样过早地凋零了。
　　
　　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下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临终诗》）
　　
　　《山居赋》中，对李斯、陆机不达时宜而命赴黄泉，谢灵运曾不无嘲讽之意。然而，灵运恐怕永远也不能逆料，自己却又重蹈了前人的覆辙。“华亭鹤唳，岂可复闻”，历史似乎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而历史的价值也似乎不仅仅在于今人的感慨与惋惜。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超（1971-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汉魏六朝文化、语言。
　　
　　参考文献：
　　[1]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疏[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谢康乐诗注》，黄节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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