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红色的追随者与疏离者
作者：颜 琳 万莲姣
摘 要：在左翼叙事中，革命知识者走向革命通常被表述为在革命的真理性召唤下以“去知识者化”的姿态告别自我，试图与工农完全同质化而获得与革命的同一性，然而对于那些步入革命之旅并被接纳之后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却令人感到游移和暧昧；萧军笔下的萧明显然是一个异数，他的“逆子”特性，注定了革命知识阶级在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历史悲情角色。
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现代著名作家萧军的成名作。鲁迅先生在出版序言中曾热情肯定它“即是很好的一部”，称赞它“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1}。在文学史家眼中，《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2}，然而从知识分子叙事角度看，其实这是一部真实还原革命智识阶级在向集团主义转换途中的主体自由意志与革命理性之间的冲突、不解和矛盾的小说，叙述了在接受共产主义革命信仰过程中，知识者与革命的交互对话以及最终坚守信仰的故事。作家萧军自己“曾是一个反叛者，一个精神探索者，一个理想主义者”{3},故他笔下的萧明也带有浓厚的自我投影。
在左翼叙事中，革命知识者走向革命，总是被表述为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就像李杰、李尚志（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三小姐（丁玲《田家冲》）他们那样，自觉主动地选择背叛他们的阶级属性，采取“斩钉截铁”的姿态与之进行告别，与工农完全同质化而达到脱胎换骨，获得革命者身份。然而事实是，其实大多知识者的脱胎换骨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由自己的路”，“革命”而不失去“自己”，即依人物的生存条件、思想背景、性格逻辑所规定的方式与历史的规定性来寻求其间的统一性，他们无法真正割断与“五四”文化相连的精神脐带，无法实现革命所期望的尽善尽美，无法不在对革命错综怀疑和矛盾中踯躅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一种观照自身和表达自我体验的建构活动。
萧明是一个投笔从戎，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人民革命军的一名队长，但他不是一个被事先拟好的革命“完人”式的“理想范型”，而是一个集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于一身的革命知识者。小说开头以萧明作为革命军队长的身份从兴隆镇成功策反一支官军队伍拉开叙述，描写在他带领下这支队伍穿越电闪雷鸣的山涧林莽，成功回到革命军大本营王家堡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开头，暗示了萧明的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然而，随着小说的继续展开，我们发现，其实萧明自始至终仅仅只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已。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说，“革命”的前缀表明了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倾向性；“知识分子”的词根则提醒我们他的知识者身份。知识分子角色使他尽管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但却无法真正获得与革命的同一性。相比较而言，李杰、韦护们在走向革命之途中，以对自身阶级、个体意志的反叛和“去知识者化”的“弃我”姿态去实现与革命的同一性，因为笃信而不反思，故他们的知识人身份是他律的；而萧明不同，他的身份是自律的，因为他的知识主体的身份意识非常强烈，他在革命的追求中并未放弃自我，而是在“他者”的质疑和批判中维持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主体意识，使之具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也正因为此，他在革命队伍中，显得多么的茕茕孑立，以至于最终遭到疏离和遗弃。
萧明以自己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对革命的本质所带来的负性意义进行质疑和反思。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所以革命从个体生命意义上来说都是反人性、不道德的，左翼文学乃至整个红色革命叙事大都只是一味礼赞其合理性和正义性，而有意无意的忽略或从简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和屠杀。其实正视革命的残酷性，对战争残酷的反省喟叹和对生命的怜悯，对于个体来说，在一种具体的环境和情势下，不但体现为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坚守，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更是体现出文学本质意义的深刻性和终极性的关怀。纯正的个人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或尊严，在萧明身上，人道主义情怀使他拥有对革命认知的自己立场和角度。譬如在一次战斗结束时，萧明握手欢迎凯旋的铁鹰队长，叙述人是这样叙述欢迎的场面：“他让这踏着胜利步子的——这已经近乎勉强—— 一队，过去了。这里是有些灯光的，这全可以用鬼一样的眼睛相互传达着尊敬的笑意。偶然发见了在赤着脚的上面，有了胜利的血渍！萧明叹息埋在自己的心里：‘这是胜利吗？’”{4}面对着战友的不幸牺牲，萧明“无尽无止的流着泪！用手抚摸着崔长胜的已经黏结的胡须……”{5}“九个同志，死了四个了！我也明知道这是应该的，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不过，我还是想念他们！……我知道，我这样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一个革命队员一定不许有动摇、有悲伤的……”{6}没有常见的欢欣鼓舞，而是一声“胜利的血渍”的“叹息”，这包容了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和疑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毋庸置疑，但战争本身的非人道则不能不令人谴责！这是萧明带有自己独特个性色彩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在等待攻打地主王三东的时候，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萧明的心理活动：“——杀人是不可避免的。在他想着崔长胜常常问他：——什么时候那样日子才能到来呢？现在他又来问着自己了：‘什么时候才可以避免了人杀人啊？’”
这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面对敌人同仇敌忾的阶级话语描写截然不同，萧明的自责和自我劝说实际上泄露了他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形而上的关注。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例为证：当队员们抓获了地主王三东和他的老婆，叙述人充满戏谑而不无快意地描述地主王三东和他的老婆被抓的丑态：“他们底衣服被剥裂开，颤动地在人们围绕里面，像两只刮掉毛绒的肥猪仔，皮肤是白皙的。”在受过展览式的羞辱之后，司令员陈柱将他们交给萧明实施枪决，这时候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萧明向陈柱说：‘枪毙他们有必要吗？’他（萧明）把声音放得很低，但是同志们全注视着他，倾听着他。‘必要的。没有什么理由再留他们活下去——’……萧明感到一种不安，近乎伤心和羞耻（他没有接受执行枪决的任务——引者注）。……在墙外不甚遥远，发出两声沉闷的叹息，那是步枪的声音。萧明知道了那两个动物，已经被结束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矛盾被解除的轻松。他决定地自语说：‘这是对的啦！’”{7}那“两个动物”，这是萧明对人的尊严丧失的自我感受，在惜字如金的话语中我理解的是他对人的尊严被践踏的迷惑和不解，但这是革命所决不允许的，于是他又紧张不安，甚至伤心羞耻，直到听到枪声，他才自我告慰和自我劝说。面对队伍撤退时的情形，“屋子到处任意被破坏着！细磁的掸瓶，颜色像新剖出来的猪肺肝，肚子已经敲破了。女人们用的东西，从梳妆台里倾出来，脂粉狼藉抛散在每处。”面对这样无理由的任意破坏的一切，萧明叹息着革命队员们的革命意识和教养的不足，就如当初枪毙王三东家激起来感情上的矛盾一样，萧明感到困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发声尽管非常微弱，但却是萧明开始用个体的独立意识或者说个人的自由意志质疑他所面临的一切。我们发现，每当萧明表现出犹豫不解的时候，叙述人总是忍不住直接站出来进行评判说明，如“他要来怜惜这不必要的东西！他简直忽略了队员们每颗愤怒、而获不得报复的心，是怎样才迁怒在这些器皿的上面”{8}。这种意识形态表述的强烈出位，实际上也表明叙述者和叙述人两者之间出现的裂隙和紧张。在左翼语境中有关人与政治关联的表述通常都被设定在生存和革命选项之内，而其他更具人味的生命价值如尊严感与内在的心灵慰藉和自由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内容，则很少引起关注。在阶级话语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不羞辱等，也是基于一定的立场和阵营范围之内，即“我们”所涵盖的边界是基于相同信仰和利益诉求而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政党；一旦越界，则很难在群体之中有被承认被看顾的荣誉和体面。但人的真正觉醒，意味着人对其社会属性中人与人的相关性有了共识，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还不仅止于每一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应当被当作生命看待，还应该让其有被群体平等地接纳和尊重的归属感，以及对生命本身所蕴涵的尊严和神采抱有十足的敬畏和尊重，因此萧明在自己受到同志们的讥薄和侮辱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消极的沉默，而是为维护个体的尊严勇敢地实施反击：“你们对我本人会这样？要知道尊重你们底同志，就是尊重你们自己，也就是尊重我们的大家伙，尊重我们底革命军……无论谁犯了过错，那一定要有严肃的裁判，决不准许有什么轻薄讥笑的成分在里面——现在我虽是服从李同志和诸位的决定……可是队长的责任，还是在我底身上，我是有权向诸位，更是向郑同志来忠告的……对于同志讥笑，这是不允许的——”{9}这样的抗争对于一个身处工农大众之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由此也可联想到他今后的处境和遭遇；但是让我们更为尊重和敬佩的是，萧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坚守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竟然在革命阵营里大胆发难和呼喊，这种越轨的个人意志和感悟即便得不到宽容和理解，也足以体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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