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新诗“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
作者：隽 波
摘 要：系统论有一个基本原理：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调“非加和性”整体胜利。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和分析我国新诗创作，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即新诗更讲究“非加和性”的整体机制。新诗自然自由，语言平晓，不可句摘，多无诗眼，而每以其整体性取胜。其主要特征是：通篇一贯，浑然一体，不能拆卸，拆开单个句子不是诗，组合在一起便是诗。根据这一原理，可从整体上把握新诗的成就和不足，使新诗在更高层次上走向“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
1985年，在中国上海，国际女排明星联队对战中国女排表演赛，举世瞩目。明星联队两战两负败北。
明星联队虽然是从各国挑选出来的个人技术高强的超级队员，是最佳选择，但不是有机组合，因而高水平也被抵消了。
这里包含着一个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整体将具有其组成单元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新质。因为事物的质不是各个单元的简单复加，而是组成这一事物的各个部分在有机统一中互相作用，共同制约的结果，亦即事物的“非加和性的质”。中国女排的胜利就是“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
类似的例子生活中很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有机组合，是“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是简单排列，违反“非加和性”原理。
布莱基说：“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宪法，组织得好的词汇能成为文章，组织得好的事实能成为科学。”
关键是要“组织得好”。不是随便地拼凑聚拢，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
组织得好，一加一等于三；组织不好，一加一等于零。
这一系统论观点的基本原则是：不忽视事物的每个单元的部件，更重视事物的有机整体，即所谓“非加和性的质”。
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和分析我国的新诗创作，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即新诗较古诗更注意艺术的整体机制，更讲究诗的“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明乎此，可从整体上把握新诗的成就和不足。
诚然，古体诗也讲究艺术的完整性。比如结构上的起承转合等。但古诗有一个明显而普遍的事实是：重诗眼，多佳句。有很多的名句，脱离原诗，脱离整体，依然是诗，依然能活下来，有时人们只记其一两名句，而把原诗淡忘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现代新诗却大不如此。新诗自然自由，语言平晓，随意性强，无句可摘，没有诗眼；而每以其整体性取胜，其主要特征是，通篇一贯，浑然一体，不能拆，拆开单个句子就不是诗，组合在一起便是诗。这就是新诗的“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
应该说，现代新诗创作，以这种“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取得成功的佳作是不少的，无论是长一点的如艾青的《光的赞歌》《在浪尖上》，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唱歌》等，还是短一点的如艾青的《镜子》《礁石》，韩瀚的《重量》，舒婷的《致橡树》，流沙河的《故园六咏》，以及孔孚、沙白的一些山水风物小吟等，都是以通篇浑成的整体之美而博得读者钟爱的，这些诗大都不可句摘，也无句可摘，摘出来，脱离原诗的整体氛围，就不是诗。比如那首曾被竞相传诵的《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分开看，你说哪一句美呢？哪一句是诗眼呢？很难说。但它确乎是一首浑然一体，天球不琢，而又不可句摘的好诗。
古诗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谢榛说唐人金昌绪的《春怨》是“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诗”。即着眼全诗的整体而论的。屈原的《离骚》《天问》等，单从字句上看若散兵游勇，拈出某些句子，也很一般化，但一旦集合起来，却创出了一种汹涌澎湃的整体气势。
根据上述系统论的基本原理，着眼现当代诗歌创作状况，我以为有不少作者和作品违反“非加和性”的整体胜利原则，出现了一些现象性的弊病。比如，有些作者潮流性地片面追求作为诗之“单元”的文字的诡谲，诗句的奇丽，意象的怪异，而忽视诗的整体气象，即整体之美。
这一现象，可概括为三种流弊：
一是写尽山水，空翻花样。这一流弊，主要表现为“三熟”：
一曰熟套。熟套，主要表现在构思上的雷同化，表现手法上的老套。构思雷同的如，凡事都爱和“共和国”挂号。“战士扛着共和国的责任”“纺织女工织着共和国的经纬”“女排脸上挂着共和国的微笑”等等。据说这是深化主题，实则不是深化，是简单化。
表现手法的老套，可概括为“两段论”公式。一般是先实后虚，先铺叙后议论：
妈妈摇着纺车（实），摇着日月（虚），摇着辛酸（虚），摇着希望（虚）……
小孩排着积木（实），排着明天（虚），排着憧憬（虚），排着理想（虚）……
如此老套，有人说这是经验，其实是经验主义。
二曰熟句。熟句之病流行甚广。曾几何时，有人批评说“诗坛‘故事’何其多”，你批评你的，他还写他的。只不过有的稍事改编，把“故事”改为“童话”就是了。“爷爷胡子上挂着许多童话”，“桥头上演绎着一串串童话”，“村头古井里装着许多古老的童话”等。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求同思维的悲剧。
三曰熟字。诗有流行句，也有流行字，在前，那个颇有诱惑力和神秘色彩的“梦”字，曾在诗坛弥漫过一阵子。后来是那个极为鲜艳的“绿”字，也大走了一段红运，且至今不衰。后来较为畅销的如“读”字，记不清什么时候读过一首写“右派”生活的诗《苦读》，开头两句是：“爸爸的脸像一页神奇的书，只有妈妈能读懂。”觉得“读”字，用得还不错，写出了患难夫妻的很多恩爱。可接着用得多了，就用滥了。如“小羊在山坡上读着青草”，“农民，读着他的责任田”，“灯下，她读着他的脸”等等，委实让人读得不想再“读”了。
以上“三熟”是新诗创作的流行病，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日常的一条审美经验：由新，而熟，而俗。熟，是俗的近亲，是美的天敌。“诗要避俗，更要避熟。”清人刘熙载如是说。
二是玩弄意象，故作高深。这类“诗”，脱离实际，脱离生活，徒具诗壳，故弄玄虚，写得扑朔迷离，艰涩古怪，佶屈聱牙，单从语言单位看，不失为诗，是诗的语言，那想象，那意象，那比譬，都怪异极了，且从诗理上也讲得通。但把这些单个句子组合在一起，从整体上却无从把握，让人不知所云了。这里有一首《悬崖》：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寂寞的外套无声地等待。陌生的旅行／羞怯地无端端的前进／去报答一种气候／克制正杀害时间。
夜里别上阁楼／一个地址有一次死亡／那依稀白的颈项／将转过头来。
此时你制造一首诗／就等于制造一艘沉船／一棵黑树／或一片雨天的堤岸。忍耐变得莫测／过渡的谜语／无法解开的貂蝉的耳朵／意志无缘无故的离开。器官突然变得枯萎／李贺痛苦／唐代的再不回来。
应该说，这首诗的语言确乎够厉害的。通感手法，变形处理，意象焊接，大度跨越，意识流运动，蒙太奇装配，一切都是最现代的，但它写的是什么呢？扒开那华美的意象之墙，跳进去一看，原来是一株瘦小的黄花在歇斯底里地呻吟。
三是极尽铺排，简单组合。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让·贝罗尔说：“要获得诗歌，必须通过词语及其出乎意料的组合。”（《论诗》）诗是语言艺术，从系统论原理说，也是组合的艺术。而组合——无论是单个句子中的单个文字的组合，抑或是全篇中的语句单位的整体组合，都必须是有机的，融会贯通的。其中句与句之间。如此，方成整体，方臻“非加和性”的完美。而现在有些诗作者的创作恰与这一组合原理相悖。他们习惯于抓住某一意念或感觉，或某一浅显的哲理，罗列成批的意象群，极尽铺排宣泄之能事。结果是兴味索然。有一首叫做《十二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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