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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非问”彰显出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作者：徐明阳
摘 要：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孟子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士阶层的楷模，受到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齐桓晋文之事》是诸子散文名篇，由于孟子在此较集中地阐述了“仁政”理想，它成为儒家经典；而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对中国散文影响深远，又使它成为文学评论者津津乐道的常新论题。本文试从《齐桓晋文之事》切入，对《孟子》中孟子的传播者形象进行分析解读。
文章开篇写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问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则要答与“霸道”不同的“王道”，这种答非所问，决非“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诡辩”（浙江金华一中徐爱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解读〈孟子〉中两处诡辩的艺术效果》），也不仅表现了通常所论“善设机巧，引人入彀”的辩才，而是作为孔学的继承人、传播者，孟子那迥异于游说列国“士群”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一、传播孔子学说，“无道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晋文之事”发生在春秋。在春秋242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历史里，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发生了分崩离析的巨大变化。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表现为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更替；文化秩序则为“礼坏乐崩”；这一历史过程被孔子搜集、整理和记录在《春秋》里。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述而不作”的孔子是把《春秋》当作近现代史教材传授给学生，以便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而最先造成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之事”，真是“仲尼之徒无道……是以后世无传焉”？为继孔学的孟子因此“未闻”不知？
据《论语·宪问》载，孔子曾多次与弟子谈论齐桓、晋文。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孟子所言“无道”、“不传”与事实不符。
《孟子》中也多处记录了孟子关于齐桓、晋文事的言论。一次孟子说，各国史书所载之事皆是齐桓晋文之类，所用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将《诗三百》的大义用于《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孟子若没在各国史书中皆读到流传甚广的齐桓、晋文事，怎能得出这种结论？齐王因病召孟子入朝，孟子也以病辞；后齐王派人来慰问，孟子躲到景丑家中。景丑用“君命召，不俟驾”的古礼责备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则以帝臣关系也应为弟师关系反驳：“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⑤用齐桓对管仲先师后臣来反衬今之齐王对自己不敬。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说不愿学管仲。公孙丑又问“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自信地说：现在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因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⑥。若不了解齐桓公，不熟悉曾问政孔子又明言“若季氏，则吾不能”而轻慢孔子的齐景公⑦以及齐国历史，孟子有何理由说“以齐王，由反手也”？
那么，熟悉“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为何要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
原因或许有三。其一，“齐桓、晋文之事”恰好是孔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现，是作《春秋》的原因。《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⑧文字简约难明的《春秋》寄寓着孔子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政治主张，这主张即《春秋》大义基本有三。一是正名。即正名字、定名分，为政必先正名，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正名的要求。二是尊王攘夷。在正名的基础上突出尊崇周王，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服从其统治各诸侯的权利；在周王号令下抵抗外侵保家卫国。三是大一统。全国法度和思想的统一以周王朝为准则。而“齐桓、晋文之事”则违背了《春秋》大义，破坏了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他们不守为臣本分，不尊崇周王，毁坏了周王朝大一统天下，造成“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⑨的现实。其二，不同于弟子向师长求学解惑，齐宣王是问政，是想效法齐桓、晋文的“霸道”——以力征伐辟疆，以力服人称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国则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顺。所以孟子自然尊崇《春秋》大义，传播“王道仁政”，并以“无道”、“无传”“不闻”为由否定、中止“齐桓、晋文之事”及所含“霸道”的传播，以解孔子“吾道不行”之忧。其三，孔孟谈“齐桓、晋文事”时，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只取儒家“王道仁政”所需精华，剔出“霸道”的糟粕。
孟子“答所非问”的事情，也出现在他初次拜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毫不客气地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针锋相对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⑩明知“好利”、“好战”的梁惠王不一定接受，他还是针对义利之辩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直陈君臣百姓皆逐利的害处，大谈君臣百姓皆崇尚仁义的好处。认为富国强兵是小利，王道仁政才是大吉大利。
作为孔学的传播者，孟子游说国君时善于避开与“王道仁政”相左的话题不谈，单刀直入地传播“王道仁政”，以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1}传播效果，表现出传播者孟子的执着、傲岸和智慧。
二、做传“道”之士，不“枉道而从彼”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分崩离析和封建制的成长确立，促使各国国君和贵族调整策略，礼贤下士，广招各种人才以为辅政和争霸之需。社会巨变使“士”阶层也随之剧变。奴隶制下“士”本拥有一定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贵族家臣，战时为下级军官；但社会转型让他们无田可食、无职可奉，失去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冯谖曾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12}。李斯入秦前告别其师荀卿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3}张仪曾因贫在楚受辱：“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行无贫，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14}士因衣食无寄、贫穷潦倒而地位卑贱，受人欺辱；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周游列国而成为“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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