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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施绍莘借《秋水庵花影集》留名的心态
作者：冯 艳
子野之所以会以近乎敷衍的态度对待科举，与他洞悉科举之弊是有一定关系的。“子见昔年闱牍乎？如某某者，亦岿然进贤，则吾与尔正恐富贵来逼人耳。烟景召人，心气皆旺。且撇却眼前花，料理千秋业可乎？”这一番话正显示出了子野胸中的不平和毫不掩饰的自负。此外，明王朝到了晚期，由于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和天启帝的庸弱无能，国家政事早已处于瘫痪状态，已经毫无挽回之希望。缺官长期不补、宦官掌握实权、党争日益炽烈……诸种因素综合起来，使文人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科举进仕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这样一种腐败的政治局面之中，文人即使在科举中成功，获取入仕的机会，也只能是在一片黑暗的政坛上做毫无意义的挣扎，不仅不可能实现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反而有可能深陷泥淖难以脱身、甚至葬送掉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文士便不再参加科举。施绍莘虽然赴试却心不在焉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三
辛酉文战之后，子野又重新回到了隐逸生活之中，但此时的他心态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秋水庵花影集》卷一《元宵》之韩巨卿跋后有子野于天启五年（1625）花朝节前（此时子野三十八岁）给韩巨卿的一封信，信中有“仆今春旧恙复作，虽旦晚即止，第如此长病，可知阎先生意欲云何。不如与花月结为姻戚，令青州从事做媒，庶几是现前享受”。此外，子野亦在《春游述怀》套曲的序言中称：“秋去春来，愁萦病恼。……盖窃叹浮生之如寄，乃深悲去日之苦多。若舍现前之乐事，何与身心。倘图没世之令名，空劳梦想。因兹挹秀于烟霞，聊且娱情于花月。封拜青州从事，不辞歌院乞儿。俯仰天地之宽，安适性情之便。……行人生之乐耳，捐卿法之彼哉。”这就更加充分地反应了子野的放旷豪纵和及时行乐之意。
子野之所以会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是与他身心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以及他学出世法密切相关的。对于自负才高、“少有鞭箠四方之志”的子野来说，身处末世，无论怎样挣扎、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同样都是悲剧。当时光匆匆而逝，突然感到自己韶华不再、去日苦多时，回首往日却是一事无成。既不能建立伟业又不能泽及一方，眼看着过人的才力未经施展便将永远被埋没，自会有一种沉重而难以为人道出的愤懑郁结心头。与此同时，长病的折磨又与心灵上的痛苦一起袭来，更增添了子野对世事人生的绝望。
尽管子野尽力使自己放纵于自然山水、诗酒花月，并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之感，但他并未自暴自弃。《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妾初度偶言》自跋云：“丙辰冬，作半闲精舍在山腹……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不敢甘自暴弃，辜负老天眷顾盛心也。”丙辰年子野二十九岁，从时间上看，此自跋应该作于天启四年（1624）甲子（子野此年三十七岁）之后，此时子野已经开始学出世法。在《秋水庵花影集》刻本中，此自跋所在页上有一条眉批云：“意所以躬耕没世，视天下如敝履也，非轻天下也，其视躬耕无异于治天下也。”对子野而言，“兼善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在晚明这一特殊时期已经无法实现，唯有将满腔热情寄托于桔槔灌园，才不致成为全无用处的“腐草”。虽学出世法却并未出世，儒家之“用世”思想在子野身上便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子野学佛放逸的外表之下，其实仍然深埋着一颗儒心。
在《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先君百日感怀》套曲中，子野叹道：“空留下乡邦令名，却受用一生贫病。”施绍莘是宋代良吏华亭令施退翁的十二世孙，其伯父施大经为万历十三年举人，为官刚正，父亲施大谏则是万历十六年举人。家族的传统使子野饱受儒家思想之浸染，使他于少时便有“鞭箠四方之志”。尽管人生失意、壮志难酬使子野最终选择了避世隐居，然儒家思想之烙印在子野心头终究还是难以磨灭。
在《秋水庵花影集》卷二《舟中端午》的自跋之中，施绍莘有这样一段话：“乃《西楼记》成，而于鹃身黜名辱。殊色诚可怜，美才亦可惜。为一妇人，身为逐客，呜呼，悲夫！……今于鹃身隐，而《西楼记》传矣。才名不朽，差可无憾。乃知天之眷才人，养情脉，未始不宽其途耳。”⑥在这则自跋中，子野流露出了对《西楼记》作者的惺惺相惜之感，在为其“身为逐客”而惋惜的同时，亦因其“才名不朽”而觉“无憾”。在前面，我已经论述过子野有着强烈的留名之心，于此我们亦可以看到其重名之心。自负才高的施子野同样也希望自己的才名能像《西楼记》的作者那样不朽。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文人一生要努力达到“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对施绍莘这个身处末世、入世不得、隐居山林却又希望留名后世的下层文人而言，通过“立德”、“立功”以受知于后世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通过“立言”以留名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散曲这种文学样式自产生起就一直被视作末技小道。元初专作小令的曲家王恽就在其[正宫·黑漆奴]《游金山寺》的序言中表达了此类观点：“昔汉儒家畜声伎，唐人例有音学，而今之乐府，用力多而难为工，纵使有成，未免笔墨劝淫为侠耳！渠辈少年气锐，渊源正学，不致费日力于此也。”⑦明代的徐复祚在《花当阁丛谈》中亦说道：“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不能博高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酒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计，借以此磨岁耳，何关世事！”⑧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在施绍莘之前的曲家们皆不欲借散曲和曲集以沽名，多是借此道聊供消遣而已，而施绍莘编订《秋水庵花影集》却是要借此以留名。
《秋水庵花影集》虽然是一部词曲集，但其主体部分是散曲，且大量的跋语、评语和其他作品亦是融合、穿插在第一卷到第四卷的散曲部分中的。施绍莘之所以选择通过《秋水庵花影集》来留名，首先是由于他擅长作曲、所作甚为丰富。此外，在晚明这样的环境中，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得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施绍莘就曾说过“谑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说法”⑨。因而，一生爱曲并以曲才自负的施绍莘最终便对所作之曲进行了精心编订，附之跋评、融入其他作品，与自己的一卷词合编成了《秋水庵花影集》，希望自己的才名不仅于当时通过《秋水庵花影集》远播四方，且能于身死之后流传百代。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时英英遒上、有鞭箠四方之志的施绍莘因为身处末世、壮志难酬，终将一腔热情付之于作曲编集，以求通过《秋水庵花影集》来名垂后世。施绍莘的这种借《秋水庵花影集》留名的心态正是在晚明这一特殊时代中、其心理经历了复杂而痛苦的变化之后而形成的。
通过《秋水庵花影集》的流传使自己受知于后人、才名永传于人世，这对于施绍莘个人来说或许只是痛苦挣扎后所做出的无奈选择。然而就现存可见的资料而言，施绍莘的抉择在散曲史上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烙印于新思潮涌动、创见创举迭出的晚明时期在文人身上的特殊表现。它既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士人才子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又显示出了文人于晚明这一新的特殊环境中思想和行动上出现的变化和突破，这一变通的举动正是文人恪守儒家思想与寻求突破之间碰撞融合的产物。施绍莘做出这一选择的整个过程虽然仍体现着旧的思想对文人的束缚和羁绊，但于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对文人强有力的影响；更为可贵的是，我们亦可以从中欣慰地看到新思潮的光芒和施绍莘勇于突破创新的精神。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冯艳（1978- ），河南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3级硕士研究生。
① 吴梅撰《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② 任讷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1930年，第十一种《花影集》之《〈花影集〉提要》，第1页。
③ 任讷编，《散曲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1930年；第十四种《散曲概论》卷一“作家第六”，第39页。
④ （明）顾胤光撰，《〈秋水庵花影集〉序》。
⑤ （明）陈继儒撰，《〈秋水庵花影集〉叙》。
⑥ 《西楼记》作者为袁于令，曾因为与人争妓而被黜。后来袁于令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西楼记》， 其名与其作共传于世。这里施绍莘将《西楼记》的主人公于鹃误记为《西楼记》的作者袁于令。
⑦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6页。
⑧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四册之（明）徐复祚著，《曲论》，第244页。
⑨ （明）陈继儒撰，《〈秋水庵花影集〉叙》。
参考文献：
[1] 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O]．明末刻本．
[2] 谢伯阳．全明散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3] 顾晓宇．花影月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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