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
作者：张丛皞 韩文淑
摘 要：《憩园》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不可复制与超越的经典文本。作品以杨梦痴与万昭华两人分裂、互补的生命境遇与人生姿态，诠释了生命的悖论性存在。同时，又以小说家黎先生归家寻梦的整体故事，与叙述者在作品中创作的潜文本，作为前两个故事完整性的补充。四个混合型故事相互印证、互为隐喻。作品表现出高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有着诗性的感染力与永恒的生命力。
《憩园》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金小说代表作，更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力作。司马长风给予过它高度的评价：“论谨严可与鲁迅争衡，论优美则可与沈从文竞耀，论生动不让老舍，论缱绻不下郁达夫，但是论艺术的节制和纯粹，情节与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谐，以及整个作品的晶莹浑圆，从各个角度看恰到好处，则远超过诸人，可以说，卓然独立，出类拔萃。”①以往大多数评论者和研究者更多在社会文化层面对《憩园》进行阐释和理解，认为作品是对封建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寄生思想的批判，这样固然能够对作品作以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它们过于简单、肤浅，不能说明《憩园》的真正魅力。笔者认为该作品不仅揭示了文化的优劣、更是展示了生命的困境，而后者正是《憩园》长久的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之所在。
人作为一种生命性的存在，无论是在形而下的感性生活中，还是在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无不追求着诗意的境界。首先，人有摆脱历史、社会对自然本性束缚的现实需要与心理需求，无时无刻不寻觅着生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故此田园诗人才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喟叹。与此同时，“个人与所处世界中的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但与整体性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则是必然的”②，人的存在与世界是一种共在性关系，人在追求适性逍遥的同时，还有着内在的情感需要，有着合群、融入社会、爱与被爱的愿望。正如马丁·布特所说：“爱不会依附于‘我’，以至于把‘你’视为‘内容’、‘对象’，爱在于‘我’与‘你’之间。”③与外界诗化的联系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维度。生命自由与诗化联系都是人性的内涵，诗意生命的获取既要使生命获得充分的自由，同时还要和周围的人事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愉悦性联系。无论是自由的缺失，还是联系的匮乏，生命都表现出不圆满。但同时，自由与联系仿佛是硬币的两面，它们相伴而生、却相互对峙、互相消解、否定，无限的联系必然造成一种束缚与禁锢，而完全脱离了联系的生命往往又是苍白、孤独的，这成为人性自成的悖论。自由与联系的两极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人往往会陷入自足与缺失的紧张。《憩园》在情节内容与文本结构上都是对这种生命难以摆脱困境的言说与寓言。
首先，作品以杨梦痴与万昭华两个分裂、互补的生命处境和人生姿态，诠释了生命的悖论性存在。杨梦痴出身于大家族，曾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在外包养情人，引起长子与妻子的嫌恶，最后流落街头，惨死狱中。他无论在道德人格还是在生活理想上，都与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败家子克安、克定截然不同。他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爱与美的本能追求，他对山茶花的喜爱，以及对唐诗的青睐，正是这样一种真趣与性情的表征。即使过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生活，也要在身旁放上一株盛开的红山茶。烂漫的山茶，能在天寒地冻之时绽蕾吐蕊，给人带来春意，给生命带来希望与自尊。同时，古诗作为抒发情感、表现内心的传统文学样式，有着浪漫与想象的特质。花与诗并不是杨梦痴生活的花边与点缀，而是他难以割舍的一种审美情趣与性情取向。对花的钟情与对诗的喜爱，寄托了杨梦痴独特的生命理想和生活情趣。由爱花、读诗到敏感、多情，有着情感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敏感的性格与对美的执著是杨梦痴宠爱情妇的内在原因。杨梦痴虽然不是上进之人，但也并非一个骄奢淫逸的恶棍。其情妇虽妓女出身，但也不是荡妇淫娃，杨家小少爷在与之仅有的一次接触中，没有感到厌恶与反感，而是感到和蔼与亲切，这固然与儿童的天真烂漫有关，但同时也是该女子品行与气质使然。杨梦痴与情妇的结合并非利益的结合，而是情感的契合。他们之间并非是一种紊乱的两性关系，而是有着真挚的情感，互相醉心于对方的。他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家》《春》《秋》中克定、克安与情妇间的低俗与腻心。最后，女子离开了杨梦痴也是为生活所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见利忘义。杨梦痴不顾自己的安全与家人的反对，千里寻人，以及其情妇送来三万巨款正是两人情感的真切表现。在杨梦痴身上表现出的敏感多情、懒惰缓慢的性格特征，正是他对自我本真人性和自由生活的追求。在此，笔者无意于鼓励道德的僭越，更不主张放弃社会责任担当与现实道德承当。但对杨梦痴的选择作以诗化理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参照，以使我们能够反思现实中缺省的维度，不断地深化自我意识，在反思自我的基础上，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这里的自由并非是精神领域物我两忘境界上终极意义的自由，而是在超越了公共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伦理法则的层面上，被赋予了自由的深意和向度，是一定程度上不被文明规范与世俗秩序所束缚、捆绑，任自我情趣和性灵的生命状态，以及选择的相应生存方式。杨梦痴在不断顺从自己的爱好、性情的同时，也失去了家人的感情与尊敬，最后被长子扫地出门，沦为乞丐。杨梦痴的悲剧不在于生活的落魄与身份的卑微，以及死亡的生命结局，而是在于无家可归的痛楚，“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是他悲剧性处境的最好诠释和全部内涵。无家可归的处境既是现实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无家的处境使他失去了情感联系与心灵沟通，从而隔断了一种与外界的诗化联系。杨梦痴的悲剧正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伦理秩序与角色承担，自己的性情失之于节制，在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之后，失掉了家人之爱与家庭生活，从而陷入了不圆满的悲剧性境地——联系的匮乏。
如果说杨梦痴的悲剧在于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了联系，那么万昭华的悲剧则在于过多的受控于联系，而失去了自由。万昭华是一个生活在旧家族中的新女性。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还有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思。婚后的她自觉被纳入到世俗化生活、伦理秩序中，遵守着既成的礼数规矩。她是一个贤妻，替丈夫打点家里的一切，大方得体地招待客人；又是一个良母，照顾着并非亲生的儿子小虎，并默默地忍受着小虎的谩骂与他姥姥家的诽谤；同时她又是一个孝女，为讨长辈的欢心，放弃了看新戏的爱好与兴趣，一次又一次地陪母亲看自己不喜欢的京剧。毋庸置疑，这种角色意识带来的联系确有诗意的部分，如丈夫对妻子的感情，母亲对女儿的爱，以及下人对主人的敬重。但是思想观念的前卫与现实生活的传统令她的言行充满了表演性和伪示性。这并不是万昭华性格的懦弱和外力强加而致，而是万昭华自觉地纳入到伦理规范之后的一种道德自律和角色意识使然。有着伦理合理性的生活与内在的心灵取向是不能持平的。此时，自我与真我被伪装和隐匿，甚至被压抑和牺牲。真我的无拘无束与自我充分实现是生命自由的前提，而真我与自我的扭曲与变形正是自由匮乏的表征。此时，过多的伦理重负已经使这种联系不再是诗化的，它成为禁锢生命自由的枷锁与镣铐。她仿佛成为“一只笼子里的小鸟”，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与感伤，陷入了心口不一的痛苦与折磨之中。这种人际处境，使生命陷入了有别于丧失联系的另外一种不圆满的悲剧境地——自由的失去。
杨梦痴与万昭华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随着小说情节的编织爬梳，产生了奇特诡异的关系，他们同构互补的人生处境，使他们在生命的荒原里互为知音。两人各具神采，身上都有着闪光的品质，他们都是生活的寻梦者，他们追逐的境界相同，而方向不同，最后又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悲剧的境地。前者的悲剧来自于诗化联系的丧失，后者源于自由的失去。这种困境并不来自于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也不适于在现实层面中守节与放任、占有与奉献、背叛与惩罚的二元逻辑中加以阐释，悲剧来自于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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