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困境与拯救
作者：邓小霞
摘 要：何其芳的诗歌道路经历了由旧我到新我的蜕变，艺术探索历程中他不断在精神孤独、政治困境、文化困境中挣扎，这些困境逐渐导致了何其芳诗歌艺术的裂变。何其芳试图通过思想的改造获得自我拯救，却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
何其芳（1912—1977）是中国诗歌和散文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画梦录》横空出世曾经震惊了中国整个文坛。世人也许关注了作为散文大家的何其芳，却忽视了何其芳在诗歌领域的造诣，他叛逆、孤独的特性不仅渗透在他的散文中，在他诗歌中也处处可寻这些品格的痕迹。总体说来，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预言》集阶段，可称之为“画梦”时代；二是，《夜歌和白天的歌》集阶段，可将其命名为“旧我”和“新我”搏斗时代；三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可称做放歌“大我”时代，但此时他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他的这三个阶段的诗歌展示了他心灵的裂变和个人艺术发展道路的多重困境。精神的孤独、政治困境、文化困境逐渐将何其芳逼进了艺术的死胡同，最后他通过逐渐放弃艺术的本真来获得自我灵魂的超脱，这也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何其芳现象”。
一
诗歌是个人激情喷发的产物，何其芳的激情源于生命存在遭遇压抑而形成的精神孤独，他的早期诗歌是对个人孤独的书写。社会黑暗，政府腐败，时代混乱，战争连绵，在当时的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下，精神的孤独何止是何其芳独有的顽疾，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都在爱情的困扰、理想的失落中徘徊与迷茫，精神的孤独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时代病。徐志摩的“康桥”意象在显性层面上可理解为离开剑桥大学的感伤，但在隐性层面上影射了对过去爱情生活的感怀和对理想无法实现的困惑。“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充满悲剧感和孤独感。”①卞之琳笔下的“风景”只能在梦里才能相会。这一群“寻梦者”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寻求到了共同的精神话语，“荒凉”成为他们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其芳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桎梏下转向了对孤独的倾诉，现实的荒凉使他将爱情和理想作为精神孤独的显在依托。
“随着社会的发展，爱情带上了许多历史时期的人民和其他阶级有进步思想的分子对于两性关系的理想化的色彩，它已经是长时期的人类文明所哺育出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生活了。”②现实爱情缺失状态的孤独感使何其芳在理想爱情中寻求精神的出口，然而，幻化爱情在现实的蹂躏下变成了海市蜃楼，面对黑暗与悲凉的现实，何其芳只有在情感困境中挣扎与叹息。“何其芳一面珍视、沉醉于爱情，另一方面，又能够以一种镜花水月的方式来对待爱情。正是这样一种将爱审美距离化，将爱虚化，将爱情置入一种审美之镜的远观和反观中，爱”，“具有了一种空莹、辽远、澄澈而宁静的品格。”③镜花水月式的虚化爱情是何其芳的精神寄托。“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向着天空，向着爱情，向着人间或者梦中的美完全张开的注视，我们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一些珍珠，一些不假人工的宝石。”④何其芳的爱情模式是理想化的，是“小花朵”，是“珍珠”，是“宝石”。然而，现实将理想爱情击得粉碎，何其芳的爱情“具有它所常有的深沉的痛苦、忧郁”⑤。他无法回避现实的情感困境。“他一篇又一篇地写着爱的寂寞，苦苦的眷恋，他只是生活在那与世隔绝的小小的个人情感的世界中。”⑥《雨天》如实地记录了诗人在失去爱情后内心的愁苦与哀怨。“北方的气候也变成南方的了：/今年是多雨的夏季。/这如同我心里的气候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明霁。//是谁第一次窥见我寂寞的泪，/用温存的手为我拭去？/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而又毫无顾念地遗弃？”“我”十九岁的心充满了骄傲与自尊，却被“毫无顾念地遗弃”，于是，我的心情变成了“多雨的夏季”，只有黑暗、阴沉和潮湿，“温暖”和“明霁”于我何存？在没有爱情滋润心田的时候，诗人只有“害着病”，只有“刻骨的相思”。“说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声否。/说是一种刻骨的相思，恋中的症候。/但是谁的一角轻扬的裙衣，/我郁郁的梦魂日夜萦系？/谁的流盼的黑眼睛像牧人的笛声/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秋天（一）》）相思造成的后果是对恋人日夜的怀想，“一角轻扬的裙衣”、“流盼的黑眼睛”一直占据着“我可怜的心”。思念却又不可得的苦痛正是诗人的“症候”，他找不到治疗这种症候的良药，因此只能“暗暗地憔悴”。“你的脚步常低响在我的记忆中，/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有如虚阁悬琴，久失去了亲切的手指，/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又如白杨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片片互递的叹息犹似树上的萧萧。”（《脚步》）“我深思的心”像“虚阁悬琴”长久未得手指的抚弄；像“白杨的落叶”飘零在颓败废弃的荒郊野外。弦弦、叶叶传递的都是无奈的叹息，都是不胜寒的忧愁。一系列的意象勾勒出了诗人久处蜗居、与世隔绝的烦愁与苦闷。“丁香”姑娘的神韵隐隐地渗进了诗人的灵魂深处。
理想的失落将何其芳引入了更深沉的孤独境地，也为何其芳的诗歌注入了现实的厚重感。当何其芳谈到自己进入文学领域的情景时，他说“我之所以爱好文学并开始写作，就是由于生活的贫乏，就是由于在生活中感到寂寞和不满足”⑦。现实的贫乏、寂寞、不满足令他跨入了文学的殿堂，这座殿堂“是闪耀着光亮的，是充满着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的心灵的”⑧。这些都是他理想世界的化身。可现实中是政治腐败，硝烟弥漫，各个派别间互相倾轧，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预言》既是他早期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他开启理想人生的标志和理想失落后的无奈。“年轻的神”即可看作是诗人理想中的美好人生的象征。第一节中当我听到“年轻的神”的渐近的“足音”时我是那样惊喜，加速的“心跳”已经泄露了“我”内心的秘密。紧接着，第二节诗人就开始幻想“年轻的神”所生活的远在南方的理想国度。“月色”、“日光”、“百花”、“燕子”、“绿杨”都是诗人梦中的镜像，它们却出现在“那温郁的南方”。在第三、四节中诗人热情地挽留神留存，他准备了“虎皮的褥”、取暖的“落叶”；他为神歌唱；他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告诉神前面是令人恐怖的森林。然而，从第五节可看出，神不愿停下前进的脚步，诗人在无奈中愿意与神同行。这说明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寻是何等的坚定与执着，为了理想，他不怕野兽，不怕巨蟒，不怕那令人颤抖的森林。他要以“忘倦的歌”、“温存”的手来陪伴踯躅前行的神。可是，诗人的诚挚和热情却没有得到神应有的回应。在第六节中我们看到了“年轻的神”在消逝。“我激动的歌声”、“我的颤抖”都无法成为神留存的原因。“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神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梦也破灭了。作为《预言》的续声，《失眠夜》《圆月夜》《岁暮怀人》等诗作也都是诗人温暖的梦，是诗人美好理想失落后的叹息。
二
“现代派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悲剧性的人生体验，这种悲剧性的人生体验最突出的是面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而感受到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⑨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悲剧性的人生体验是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所共有的历程。鲁迅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提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许地山、王统照、台静农等通过对农村封闭愚昧生活的感悟，将鲁迅的“吃人”主题进一步深化。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打响后，精神层面的“吃人”变成了现实层面的“吃国”，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举侵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内屠杀，对外取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时代历史背景中，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领域面临了现实的生存困境。他们身上特有的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时局的旁观者。拯救民族危亡是他们当下最迫切的任务。何其芳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逐渐走出了个人狭小的情感世界。《云》是他诗歌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第一节中诗人还爱“那飘忽的云”。第二节就产生了急转，“我走到乡下”，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后无家可归的飘零。“我走到海边的都市”，看到了“大腹贾的荒淫，无耻”。在不公平的对照中，诗人发了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诗人最终从星星、月亮、云回到了地面。可是，诗人并不想完全放弃个人主体性对诗歌的渗透，面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诗人带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张皇失措。何其芳“作为一个文学话语权利的拥有者，熟谙文艺的规则和要求，更深知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文学的质的破坏，因此，在突然的转变面前，在对艺术与现存历史语境的无所不在的承接中，会感到一种走不出阴影的焦虑”⑩。对艺术的坚守和现实的政治需要令他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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