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穿越欲望化的智性写作
作者：李雪梅 熊 亮
摘 要：在以书写快乐为特征的“70后”美女小说作家群外，同样出生于七十年代的映川却以其深刻的智性写作抵达女性精神深处，以其冷静的理性表达迥异于欲望化写作。映川小说中对信念与理想的坚守、女性自审意识的挖掘和拯救男性的努力，是对男女两性对抗和女性中心意识的反拨，为新世纪女性写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女性文学彰显的时代。众语喧哗的宽松话语环境将不同风格的女性文本推向了极致。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一批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群”，但与她们的“率性”相伴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尴尬。在消费主义盛行的90年代，女性文学被推到了商业社会的前台。戴锦华女士对此深有体悟：“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所做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①这无疑从反面给后继的女性作家们点出了女性文学发展方向的新命题。
上世纪末开始写小说的杨映川也是出生于70年代，她也在给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故事，但却逃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包括生活经验、阅读经验。映川以完全迥异于“美女作家群”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短短几年，在广西文坛乃至全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爱情侏罗纪》（《上海文学》2000年第1期）是她的处女作，而后一发不可收拾。《只爱陌生人》《做只鸟吧》《干花》《逃跑的鞋子》《非典型性生活》《宋响的玫瑰》《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女的江湖》《七成熟》等十多部中短长篇问世。如果说卫慧、棉棉们是以另类的语言、另类的素材展现了女性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撕裂，并力图以这种大胆的写作向男权中心抗争的话，那么映川则以她的“平静”正悄悄地显示了她的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仅基于价值判断，而且植根于思维气质。映川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并有深度的新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度关切和人文关怀，显示出对生活锐利的透视能力及与她的年龄并不相称的冷峻、深刻。
一
映川自觉地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现代人的生活，洞悉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并把笔端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透析出在都市这样一个充斥着众多不安分因子的特殊环境里，撞击和扭曲人们心灵的多重因素。仔细琢磨，杨映川的小说带来的新奇似乎都具有本质的、本体的意味，涉及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我们常常被她笔下人物的某些精神操守所震慑，也常常被她叙述中的一些诗性话语所感动。
《爱情侏罗纪》讲述了一个叫小婵的女子，对现实的情爱视而不见，却寻求虚无缥缈的爱的幻觉。作者在这里借用“侏罗纪”这个概念大约是要给爱情提供一个遥远的背景，一种虚幻感。小婵这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女孩，内心深处有着对纯真、完美爱情的最直接、最强烈的期许。她不能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存在。虽然在小说结尾，作者又否定了这个幻想的可能性，那个幻想的男人并没有出现。但与物质相关的爱情，在这篇小说中被彻底嘲弄，朱蝶的婚姻只维持了数月，她们的精神存在也被阉割。
《逃跑的鞋子》再次讲述了一个女性追求纯粹爱情却理想破灭的故事，不同的是，这次的女主角是一个歌女。这个被当今时代视为欲望、消费、堕落的全面象征的形象，却在内心偏执地追求纯粹的精神之爱。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神话，但从深层次来看，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失去精神乐园的困境。她世故的假象和纯真的本质在读者面前昭然若揭。作为歌女的贺兰珊无疑置于欲望现实的最前沿部位，但在她无情的外表背后是一颗比常人更加渴望真爱的心。贺兰珊在接受于中的感情时就说：“这么多年来，我装疯卖傻，目的就是想不要爱上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爱上某个人，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去对他，自己一点一点地迷失，到头来受伤的一定是我。”
无论是贺兰珊还是小婵，在本质上都是纯洁而善良的，正因为这种纯洁和善良在污浊的现实环境中无法获得认同，所以她们的生存始终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但她们却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从来没有放弃对诗性生活的渴望，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真爱目标的寻找。正是这一点，使得杨映川的小说中闪耀着许多灵动的话语，燃烧着诗意的火光。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化操作参与到了文化领域里来，使得文学不再“纯粹”。而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化写作，尤其是70后作家的身体写作，更是将女性置于了“被看”的尴尬境地。映川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写作背景下，返璞归真，让主人公不惜冒险去追寻真爱，追寻纯粹之爱，去寻找自我的情感归宿。从这里，折射出了映川的感情理想和她对理想精神世界的坚守。
二
映川小说在平实冷峻的叙述中，深入表现了女性内在的自审意识，显示出智性的光辉。“女性自审意识，是以女性能动性为契机，以自觉的自我观照内在世界，以冷静的姿势深入女性意识的深层，寻找女性滞留于男性文化中心的真正原因，并在剖析与自责中认识女性的自我内在尊严和价值，从女性自身的价值里去寻求与外部世界抗争的生存勇气，以期获得自我价值实现，即女性的自我认同契合于社会认同，并最终使女性的价值全面实现。”②因此，女性自审意识是对女性中心意识的纠正，也是客观把握女性精神存在的方式，意味着女性对自身的肯定与否定，包括对所承担的社会文化角色的深刻原因的冷静剖析。作为一名年轻的女作家，映川把目光从对男性的声讨转向对自身世界的探寻。
《女的江湖》里的荣灯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交往五年的男朋友顾角要出国一年，年轻、美丽的荣灯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考验和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与感情生活。她不是惯常的去接受顾角的求婚和领证，可以说她没有轻易地跨进婚姻的殿堂，而是在门口停顿了下来。就读者看来，荣灯生活在一个夹缝中，即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要追求纯粹美和纯粹的爱。荣灯的思考实质上是对自身及与男友关系的一种自我审视。
《逃跑的鞋子》则将对女性的自审置放在整个商业文化背景之下，审视女性在面对商业与男权文化中心的合谋时，形成了复杂与分裂的精神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朴素知性。歌女贺兰珊没有陷于欲望都市身体欲望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而是在痛苦地争取、努力失败后，选择了独立和坚强。处于谋生奔波和竞争中的现代女性，只能不断发展、强调个性独立，惟其如此，她们方拥有完全不依赖于男子的包括精神在内的真正独立。她们才具有独立奋斗的精神，以及面对生活创痛、精神压力时的冷静承受。
“自审”主题的着眼点，正是让被扭曲、被异化的女性自我得以康复，使其生长和完善，这就走出了男女对抗的封闭式思路，就有可能使现存的两性对抗向着两性的和谐方向发展，从男女对抗走向了女性自救。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评价尺度，决非是以往作品所演绎的赢得社会角色的成功，而是女性真正拥有精神自由，并能够选择、创造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实质上女性对自我的理性审视是思索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前提，也是对整个社会及民族的反观与沉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审，也即女性自救的一种最根本的方式。
三
中国当下的女性写作中，大多强调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映川却以自己创造性的写作婉拒了这种惯常之路。在她一批中短篇和长篇创作中，尤其2004年的短篇小说《宋响的玫瑰》，以及两个中篇《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表述的是现代女性新的精神取向——拯救男性。从《宋响的玫瑰》中那个裸体而优雅的女人对宋响的拯救，到《我困了，我醒了》宽厚美好的卢兰对以沉睡逃避责任的张钉的唤醒，再到《不能掉头》中宋春衣对黄羊的拯救，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对抗男性世界主题的一个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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