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剖析文化裂变的精神隐患关注底层人们的生命过程本身
作者：王 衡
摘 要：《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逼真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展现了欲望的畸形膨胀与欲望的不能正常满足所导致的社会人生问题及其悲剧。就其主要缘起而言，那显现在文化裂变背景中的种种社会人生悲剧，既根源于社会转型中商业消费文化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地消解而导致的信仰危机，也根源于人性被失范的欲望一定程度地扭曲甚至异化而导致的价值失衡。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以钢都为背景，通过警察老黄的见闻向我们展现了错综而悲苦的底层人生。通过文本叙事，作者不仅于全景式的人生事像展示中生动地诠释了欲望与人生悲剧的因果关系，而且在字里行间也寄寓了沉痛的追问，追问的背后则是其对人性弱点的反思、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对生命过程本身的关怀。
一、商业消费文化对欲望的过分撩拨与欲望的极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消解着传统文化而且使传统的价值观也常常直面尴尬
张柠认为“近十几年来, 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生产—需求’体系进入现代的‘消费—欲望’体系。……‘生产—需求’体系是有结构的，一种中心确定的结构, 或者一种‘父权制’式的权力结构。而‘消费—欲望’体系本质上是没有结构的, 或者说一种‘弑父’状态下的混乱结构。”我们认为这种论述在表层意义上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症候式分析，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症候式剖析，因为文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对人精神状态的显现与确证。“弑父”状态则意味着既定秩序的消解，而普泛秩序被消解的直接后果便是某种基本信仰的失落。当旧的秩序被消解，新的秩序还没有确立的时候，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直面尴尬或许就在所难免了。《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一连串逼真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展现了欲望被不当地撩拨与欲望的畸形膨胀所导致的种种社会人生问题及其悲剧，读后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钢都四中的一名初三男生之所以产生了从乱摸女同学到骚扰女教师的不法行径，与其沉迷于香港色情片不无关系，他的悲剧让我们见证了“开卷有益”在商业消费文化中所遭遇的尴尬。小说在呈现并剖析商业消费文化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解构的时候，也关注到了“现实”中的人与事。雨城大酒店旁的女住户因无法规避儿子观看现实的色情服务，迫不得已举报大酒店里的卖淫嫖娼活动。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娱乐特别是与色情服务有关的娱乐行业对年轻人的错误诱导，而且是都市平民的住房困难。说到住房，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于心亮一家：一家十口人挤在一间屋里，甚至板棚后面还养着猪。至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作为都市商业消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娱乐行业、房地产行业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问题——都市扩张与繁荣中强势群体欲望地过渡膨胀有时在无形之中进一步恶化了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窘困。在雨城的大厅里，一位女子看到那些身着制服的警察，为给自己讨个公道,便当场揭发了那个常来嫖她的人。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是分局副局长，于是她非但未得到任何帮助，反而遭到了严厉地辱骂与毒打。恶毒的打骂不仅熄灭了这位女子求助于警察的幻想，而且泯灭了她心目中“当官要为民做主”的期望。如此等等的社会问题与人生悲剧，仅从文化层面而言，其与商业消费文化的诱惑力特别是其“羊群效应”使某些人人性中诸多欲望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价值观失衡与人性分裂有关，也与商业消费文化的利益原则特别是“马太效应”使有些人的正常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人性扭曲有关，这一切也在无形之中给传统文化以无情的消解。皮文海、钢渣、小于以及于心亮等人都是正常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人，皮文海与钢渣为了满足吃、住、性等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而导致了杀人、抢劫的悲惨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在钢渣与皮文海身上却演绎出了极其消极的一面——侠义精神促成了团体作案，并增加了警察破案的难度。
欲望的畸形膨胀与欲望的不能正常满足都是欲望的失衡，而失衡的关键是由于保障手段——秩序的缺席。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传统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遭遇了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市场手段向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有些人的欲望被追逐着满足，而有些人的欲望则在充满诱惑的时空中却被残酷地悬置。欲望的畸形膨胀与欲望的不能正常满足都足以唤醒人心中的文明“野兽”，更何况法律与道德在有些时候也会产生张力，于是，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人灵魂的皈依便难免遭遇尴尬。心中有岸，不再漂泊。法律制度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如果一个人欲望的畸形膨胀或欲望的不能正常满足唤醒了人性中的恶，那么人性的异化就难免冲破道德与法律樊篱。因此，当欲望干预我们思维的时候，建立维护公平与正义的理想秩序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了。诚如余华所言:“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田耳就是通过对人的欲望及其病态心理的探究，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与探寻。
二、在生存危机与欲望激扬的张力中人性被无情地扭曲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也看到了都市社会的众生相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福山曾经在谈到美国的弱势群体时指出,“社会对穷人和流浪者真正的伤害不是在物质方面而是在个人尊严方面。”弱势群体是与强势群体相比较而言的，因此不管国籍与肤色如何，既为弱势群体就难免有一些相似的境遇。
小于从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步开始，便是不幸的。因为小于是个聋哑的女孩，父亲便没有送她去特殊学校学习。其实，从她父亲的放弃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无可奈何，家里的长子也由于青链霉素的误用而导致两耳失聪。面对家庭的不幸，老实憨厚的他既无力回天，也不知道这样的错误该由谁来承担必要的责任，只能以微薄的力量支撑着这个灾难沉重的家。小于为了求得一项生存的技能，十几岁就跟了一个师傅学理发，然而“一日为师百日为父”的师道尊严被她那禽兽不如的师傅颠覆得一塌糊涂——让小于伤心的不仅是遭遇了师父的强暴，而且因师父的诬赖使自己背上了勾引男人的骂名。孩子一生下来就即刻死去，对小于来说不但面临母子永别的悲恸，而且对于还没有成家特别是身体残疾的她来说，怀孕生子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评判标准中，洁身自好仍然是女性优秀品格的应有之义。好在小于长相漂亮，后来也成家了。然而小于的辛勤劳作并没有留住丈夫的心,他喜欢寻花问柳，甚至拿小于的钱在外嫖妓。为了教育小于的丈夫并维持那个家庭的稳定，于心亮出面干涉，他却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离婚，并最终导致了那个家庭的解体。小于之所以因此埋怨自己的哥哥，是因为她内心深处有着难言的痛苦与矛盾。她接受了丈夫寻花问柳的事实，甚至以自己的血汗钱供丈夫在外嫖妓，这不是由于她麻木不仁，也不是说她没有痛苦，只不过那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事情而已。为了不再遭人抛弃，为了不再骨肉分离，为了不再背上不应该有的骂名……她只能向现实妥协。更何况，随后的文本叙事也再现了小于骨肉分离之后的不幸遭遇与悲惨人生。
离异之后，小于住回了娘家。那时她清楚地知道，对于有八口人之多的家庭来说，她携年幼孩子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况且家人老弱病残，仅有已经下岗的哥哥一个人还有劳动能力。于是，她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这个时候，钢渣进入了小于的生活。然而她的任性而为遭到了众人的非议，就连她的亲哥哥也当人不讳地称她为骚货。由于生活拮据，于心亮也报怨小于母子加大了他的负担。于是，他希望小于有一个家甚至厚着脸皮向老黄推销自己的妹妹。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小于变了，为了维持生活特别是为了孩子，她便免不了在周末去啤酒机场赌博。为了抗议这不公正的人生，她不在意钢渣对自己是否存在真爱，只是在床笫之欢中宣泄不幸遭遇给她造成的压抑，甚至在于心亮的追悼会还进行的过程中，小于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钢渣的被窝。在这里，我们发现小于与钢渣的交往是纯粹靠人的生物性维系的，起码最初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人的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而当人的社会性缺席、生物性成为人生主宰的时候，人类文明将必然遭遇异化。小于与钢渣以情欲维持交往的吊诡人际关系，是人性遭遇异化的典型事例。其实小说“展示的便是一道人的欲望化生存的残酷而独特的风景,它不再关注具有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的人”。在欲望激扬与生存危机的张力中，小说寄寓了作者对现实人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深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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