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丁香空结雨中愁
作者：方雪梅
摘 要：《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无论是对离乱现实的揭示、再婚女子艰难处境的描绘，还是对非常态下母爱的刻画，都显示了蔡琰独特的女性书写特征。
汉末女诗人蔡琰，存世作品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多数学者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骚体《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为后人伪托之作。如此，蔡琰虽仅握有一首诗的著作权，却被文学史家们郑重地写进了由男性作家充斥的文学史中，这一奇观足以说明《悲愤诗》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给长篇叙事诗开辟了新的视野。
一、揭示“女性难民”眼中的离乱现实
与建安时期许多诗作一样，《悲愤诗》也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等诗作一起展示了离乱现实的惨痛画面。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悲愤诗》在这组题材相近的诗歌中毫不逊色，而且有着其他诗作无法取代的魅力，这正是它特定的女性视角所致。
就民生苦难的表现而言，曹操、王粲等人毕竟只是苦难的旁观者和凭吊者，《蒿里行》等诗是以对史实的概括力与选取场面、细节的典型性取胜的，若论战乱情境的真切、下层民众在战乱中灵与肉所受的戕害这两个方面内容的表现，则远不及蔡琰的《悲愤诗》。蔡琰因董卓作乱，瞬间由一位出身名门的才女沦落为一个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的难民，特殊的遭际，满腔的悲愤，使她能够将身历其境的真实感受饱蘸血泪凝成诗行：“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藐冥冥，肝脾为烂腐。”《悲愤诗》对战争固有的野蛮性与残忍性的揭露是前无古人的，也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作家对时代苦难所作的见闻式的描绘。清代诗人沈德潜评此诗说“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①。
蔡琰还揭示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诗经》中有多篇作品涉及到这个问题，如《周南·卷耳》、《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但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思妇的角度诉说旷日持久的战争带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苦。的确，战争造就了无数思妇，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绝不仅仅限于情感的煎熬，而仅仅反映身居后方的妇女们的不幸，不能不说是自《诗经》以来古代女性诗歌题材上的缺憾。《悲愤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第一次写及卷入战争漩涡的妇女们的非人处境，第一次表现了一个女难民眼中战乱的可怖：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远比男人更为深重。男人战死疆场，虽然不幸，但不失壮烈，也算死得其所；而女人作为战胜一方的战利品，遭到掳掠，备受凌辱，生死两难，灵与肉的创伤远甚于男子。
首先，表现在妇女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方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妇女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不能保证，只是男人们的附庸和玩物，战争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妇女像物品一样，随军队在马车中被运来运去。《三国志》在记述董卓军抄掠阳城时云：“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人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货，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②他们对妇女的蔑视和侮辱是无以复加的，毫无理由地杀死她们的丈夫，剥夺她们的财产，使她们充当兵士的玩物与驱使工具。其次，写她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虎狼般的乱军，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一般脆弱：“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至于役使打骂，就更司空见惯了：“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这些妇女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面对厄运，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苦捱时光了。在流落异邦十二年后，当蔡琰有幸被赎回时，“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这些“同时辈”本是与蔡琰同时被掳、流落匈奴的人，其中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而号啕痛哭。因战乱而流落异乡的弱质女子，生活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二、展示“再婚女子”的艰难处境
《悲愤诗》首次以再婚女子身份展示了妇女改嫁过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传达出一个恪守名节的女子失贞后彻底的绝望！又说“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几欲一死，却由于身陷胡羌无法做到，继续苟活又无颜面于世人，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中国社会的贞节观念由来已久。《周易·恒》即有“妇人贞节，从一而终”的微言大义，《礼记》又规定了“三从”之道，之后是变本加厉。这些纲常礼教长期以来毒害着中国妇女的思想。蔡琰饱读诗书，在获得才学的同时，典籍中的精神毒素也必然渗透进她的思想。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束缚女性思想的“妇德”几乎成了她的个人无意识。初嫁卫仲道，不久夫亡，蔡琰归宁娘家多年，守节之志是相当坚定的。一旦归为降虏，乱军中饱受侮辱，她的贞妇梦被击得粉碎。在胡地多年，与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更使她感到了万般屈辱和卑贱，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情和理解的。因此，在被赎归汉后，面对曹操安排给她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觉已有自惭形秽之感：“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她对新家庭虽是尽心竭力，对新丈夫虽是体贴温存，但半生的痛苦遭遇使她对社会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总担心被弃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种心理压力并非毫无根据，古代中国女子很早就成为可被丈夫及其家庭随意更换的附属品。如刘兰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那样的良家妇女尚且无端遭弃，何况自己经历了三次婚嫁，又有那么一段屈辱的历史，留下了不贞不节难以洗刷的“污点”？在当时的礼教统治下，像有蔡琰这种经历的女子是为人不齿的，董祀对三次嫁人的蔡琰，不产生嫌弃之心的可能性也很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曹操的刻意安排，董祀会心甘情愿主动去迎娶蔡琰！
东汉末年，儒学衰微，曹氏父子力倡“通脱”，礼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蔑视。与儒家思想禁锢较强的此前某些时段相比，这的确是一个精神上相对自由的时代。在妇女问题上，一些传统的观念受到冲击。例如，曹操本人对贞节一类的妇德观念十分淡薄，他坦率地对众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③曹王颇具其父风范，攻破邺城之后，堂而皇之地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为妻。在民间，也有一些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例如刘兰芝被焦家休弃后，即面临着县令、太守两家的求亲。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说女性在建安时期有了全新的地位，就未免过于乐观了。就蔡琰而言，两次再嫁她都处于被动的位置。再嫁匈奴左贤王的迫不得已自不待言，三嫁董祀亦属勉强。因为对于曹操的指婚，她只有服从，毕竟这是有恩于她的丞相在代替她已故的父亲行使父权。然而，服从了父权，就会违背自幼接受的妇训，这便是蔡琰面临的二难选择。蔡琰正是敏感于此，才发出了“怀忧终年岁”的沉重叹息。女性对传统观念的反抗根本无法与男性同步，这是女性的悲剧。《悲愤诗》最早从女性视角透露了这一悲剧的必然性。循着它独特的叙事视角，我们洞彻了旧时代妇女种种难以言说的辛酸，诗中对再婚女子复杂痛苦心理的描述，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描绘“变态母亲”的变态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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